一月特辑‖把混乱作为统治策略？巴西的反政治、威权主义和民主前景

From Anti-Politics to 

Authoritarian Restoration 

in Brazil

Jacobin Mag

/ 本文共12749字，供交流参考

原文作者：Alex Hochuli

发表时间：2020/12/18

原文来自：Jac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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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Pony & 野狗

Supporters of Brazil's former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invade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rasília on January 8, 2023. (Sergio Lima / AFP via Getty Images)

从2013年到2019年，巴西被“反政治”（anti-politics）所湮没，即对正式的政治活动和机构愤怒的拒绝，例如对谈判、拉票，抑或是对政党和国会的抗拒。某种层面上，反政治是对政治权威、代表性等信任的破坏，它导致任何民主权力都无法被赋予合法性。

这种反政治体现在巴西的具体形式与反腐败密切相关。2013年爆发的The June Days抗议运动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诉求，例如要求更好的公共服务等。不过这也表明了一种更深重的代表性危机，任何政党的口号都被排除出了街头的抗议。

这种能量随后与对腐败的厌恶融合在一起，2014年开始，席卷全国的对洗车丑闻（Lava Jato）（译者注：2016年，巴西市值最大的公司——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爆出洗车丑闻（Lava Jato），有关公司董事与政客及承包商合谋、从项目和业务中牟取数十亿美元私利，这一腐败丑闻因加油站被指洗钱而被称为“洗车”。牵连出包括卢拉、罗塞夫等众多巴西高层）的调查牵扯出大规模的腐败。由于当时劳工党（PT）当政，因此与国有化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腐败丑闻的关系盘根错节，自此，巴西的反政治方程式变成了“左翼=国家主义=腐败”。这一方程式得到了新兴中产阶级右翼的推崇，并被顺从的媒体巨头所夸大，但它也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政治道德败坏。

之所以事态不顺，恰恰是由于对这种常识的路径依赖，即将所有事情都归咎于腐败：巴西社会所有公共政策（的失败）都天然地成为腐败力量的牺牲品。政治变得极其道德化：非黑即白；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问题都被搁置在一旁。

在COVID-19的大流行再次表现了对更积极的公共政策的需要时，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中？虽然左翼的前景也并不乐观，但也许反政治的浪潮已经过去。

不过，第三种可能性也需要纳入考虑：即巴西可能会面临某种形式的复辟，鉴于精英中最为贪婪和反动的群体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上，并与博索纳罗结成了某种政治联姻。在这种可能性中，过去25年的温和民主可能就成为了威权主义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需要辨明过去几年来巴西政治的发展方向，以及博索纳罗政府和其造成的影响。

 长期的发展路径还是突然的转向？

 Long-Term Trajectory or Sudden Pivot? 

尽管是一种枯燥的、基于数字的、对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群体的分析，Nicolau的分析的分析仍然凸显了右翼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投票反对劳工党候选人的连续性，以及博索纳罗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不连续性。

后者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一次极右翼候选人排除万难的突破，他成功赢得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广泛支持，包括穷人、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大量上层阶级也不知羞耻地选择了博索纳罗，但只有将视角聚焦于劳工党丢失的大量工人阶级群众基础时，我们才能找到2018年发生剧变的根源。

在当时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前夕，博索纳罗在巴西的富人中、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不到10%的群体）中、生活在东南部和南部这两个最富裕的区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Nicolau对于这些人如何像预期的那样投票给右翼提出了合理的见解。

2010年，中间偏右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arty of Brazilian Social Democracy, PSDB）就已经把持住了这些群体的选票，尽管劳工党的Dilma Rousseff最终在第二轮选举中大获全胜。在2014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已经牢牢把控住了这些群体——如果劳工党不能在人口稠密的东南部获得支持，这对它来讲并非是一个好的局面，毕竟这一地区占据着全国45%的人口数，而社会民主党在2014年以55%的支持率获得了在这一区域的胜利。

然而，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自1985年巴西恢复民主以来首次有一位极右翼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而在此前的24年中，一直都是中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继续竞争，中右翼候选人又被称为“Tucano”，这是以该党的吉祥物命名的。Nicolau的这一数据表明，聚焦于劳工党在巴西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变化，就能很好地表明右翼的这种转变。

Lula da Silva speaks to the media in Berlin, Germany, 2009. (Sean Gallup / Getty Images)

 在一个自1985年有84个不同的政党参加过选举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劳工党一样得到广泛的关注，它是如此广泛地受到认可，但作为工人党而言又是如此令人厌恶。

在英国，工党的支持者会让你反对保守党，反之亦然。与英国不同的是，“巴西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劳工党之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积极地维护自身的地位，并在公共舆论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也正因如此，民众的态度几乎完全围绕着卢拉的劳工党两极分化：毕竟它是唯一一个拥有有组织的社会基础的大型的有机政党，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其余的政党都是裙带主义的小党派，除了从国家攫取资金之外，没有太多的政治野心。这种现象在巴西被称为“生理学派”（“physiologism”），而只有社会民主党例外。

然而，在第二轮选举中，对劳工党持中立态度的选票被博索纳罗和前教育部长、圣保罗市长，来自劳工党的Fernando Haddad平分了。这就导致压倒性的反劳工党选票对极右翼的支持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尽管博索纳罗具有明显的极端主义，而他的对手又明显地温和化（Haddad有着技术官僚的倾向，曾在劳工党内部被称为“tucano”），中右翼选民还是毫无顾忌地右倾激进化。

事实上，这种右倾的转变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已经很明显了。得益于与所谓的Centrão的联盟——这堆腐败的传统右翼政党存在的目的的维持自己的权力并接近权力，不过它们有大企业和大媒体作为靠山，因此社会民主党候选人Geraldo Alckmin受益于有史以来最多的免费电视时间，但尽管如此，他甚至没有赢得他的目标选民的支持——建制派拥有自己的人，但自己的人却输掉了选举。

在这一点上，博索纳罗独特的竞选策略就脱颖而出了。他在第一轮选举中的支出仅为工党的6%，占社会民主党的5%。Haddad拥有19%的免费电视时间，Geraldo Alckmin则坐拥45%的免费电视时间，博索纳罗则仅占1%的免费电视时间。

不论博索纳罗社交媒体上的竞选宣传（通常是非法的），还是精英的支持在何种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劣势，他的胜算依旧是如此之悬殊，以至于只有真正的社会现象——而非是偶然性的选举现象——才能够解释他的胜利。

 数读2018年选举 

 The Numbers Paint a Picture 

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阶级的状况，但教育水平的分异确实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场胜利是如何发生的。Nicolau将人口分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没有完成初中学业的人口）、中等教育群体（受过或完成高中教育的人口）、和高等教育群体（受过或完成大学教育的人口）。

虽然博索纳罗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继续占据着压倒性的支持率，但与2014年相比，他在中等教育群体中的支持率大幅上升。另一层面，劳工党在中低教育程度群体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转向了博索纳罗。

这种政治转变背后隐藏着的一点重要社会变化是：即在劳工党执政期间，巴西人的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提高，数百万人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转变为中等教育群体——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走入高中并完成学业。

这与“新工人阶级”（又被委婉地称之为“新中产阶级”）的说法相一致：当ta们收到了更好的教育、更充足的消费品，但又发现自身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受到阻碍，对糟糕的公共服务、腐败和不断恶化的公共安全感到失望。劳工党的国家模式似乎陷入了泥潭。

对于博索纳罗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巴西来说，所谓的“宗教转变”（“religious transition”）可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福音派基督徒占总人口数的30%-4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数字仅仅为个位数。

博索纳罗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特定宗教群体的选票：近70%的“财富福音”（“prosperity gospel”）信徒在第二轮选举中选择了这位极右翼候选人。这个劳工党诞生、成长、甚至多次获得选举胜利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性别分化尤为明显。博索纳罗在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女性选民，这是性别因素首次称为巴西选举中的一个因素。同时，年龄并非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与全球北方的情况不同，右翼民粹主义者并不仅仅存在于年龄较大的群体中。

然而，一旦把年龄和性别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显著的分异：30岁以下的男性压倒性地（约占70%）支持博索纳罗，而Haddad只在年轻女性中险胜（55%-45%）博索纳罗，而也正是这部分群体在选举前发起了Ele Não（不要他！）运动。这种撕裂如此明显，似乎也预示着法系社会即将爆发社会冲突。

各地区和州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2018年发生的变化：东南部的大州Minas Gerais和Rio de Janeiro转而支持博索纳罗，而在Rio de Janeiro更是自1994年以来首次由右翼政党赢得多数选票。

一位在里约热内卢市中上阶层社区的看门人说：“这是第一次几乎所有的住户和我们看门人都把选票投给同一位候选人。”底层劳工也把选票投给博索纳罗的现象，在东北部的最后一个劳工党堡垒之外的地区，比比皆是，这令人震惊。

Jair Bolsonaro speaks with the press before meeting with supporters in Brasilia, Brazil. (Andressa Anholete / Getty Images)

但危机四伏的并不仅仅是博索纳罗此人，还有博索纳罗主义。2018年史无前例的另一个现象是这位总统想方设法鼓动民众支持如此多的议会候选人。他之前的政党在众议院中占据的席位从微不足道的0.9%上升到了11.3%，并一举跃升称为众议院中占据席位最多的政党。回顾他在2017年竞选众议院议长时只获得了区区4张选票（其中一张还来自于他自己）时就能更好地证明，他所经历的是一场反政治浪潮。

到2018年，许多没有给他投票的长期任职的议员都将会在这一次浪潮之中失去席位。博索纳罗提名的候选人通常有警察或军队背景，或者是支持他的网络名流。对“旧政治”的暴力拒绝，助长了习惯于使用实际的暴力的候选人，或者至少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城市危机 

 An Urban Crisis 

最后，使得2018年大选与众不同并让我们能够确立当前问题的实质的是，博索纳罗浪潮归根结底是一种城市现象：“博索纳罗在巴西大城市的完胜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在他之前其他右翼候选人从未做到过。”

虽然博索纳罗获得了里约三分之二的选票，但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在São Paulo州的São Bernardo do Campo这个工业城市，博索纳罗获得了60%的支持率，而20世纪70年代卢拉正是在这里成为了钢铁厂工会的领导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城市边缘地区的贫困人口和工薪阶层却成为了2018年选举的关键支点，将巴西推入深渊，并将劳工党变成了蛰伏于东北部贫困小城镇的政党？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历史转折点。

量化的方法可能就很难再回答这一问题了。正如Nicolau认识到的：在扫视他的数据时，我们可能就像一个在灯柱下寻找钥匙的人，也许要找的钥匙并不在这里，但是我们依然还在这里寻找，因为只有这里有光。

相反，近来的质性研究——例如Rosanna Pinheiro-Machado聚焦于年轻人的性别分异的研究——则往往抓住了一系列关键因素：不稳定性和工会的弱势；福音派作为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日益增强；通过私有化的消费实现吸纳的劳工党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刑事民粹主义”（“penal populism”）等等。但正如Matthew Richmond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反政治”的因素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

Demonstrators protest against Jair Bolsonaro and in favor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ernando Haddad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Brasilia, Brazil. (Victor Moriyama / Getty Images)

用博索纳罗经常使用的口头禅（或者说是那一帮人经常使用的）来拒绝“tudo isso que está aí”吸引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上较为富裕的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反政治可以还原到对“腐败”（这里的腐败指的是劳工党的左翼）的道德主义批评上。但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对当权者更为广泛的抱怨，正如Richmond为ta们贴上的标签，这些“愤怒的工人们”：

倾向于通过不平等的视角来理解政治腐败，将腐败视作财富从工人阶级向政治家们转移的一种机制，ta们将政治家理解为更广义的精英群体的一部分。虽然ta们经常批评劳工党，但仍然倾向于表达对卢拉的残余的支持，并对其他主要政党表现出同样或更强烈的反感。

在这一背景下，博索纳罗的话语可以概括为：“ta们都是一样的，ta们在偷我们的东西；我不一样，我会杀了罪犯。”由于劳工党被视作“体制”的一部分，“巴西的反政治选举”催生了一个反政治的政府。

 反政治+政府=去政府 

 Anti-Politics + Government = Dis-Government 

在政府中的反政治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特朗普以及意大利的五行运动/北方联盟联合政府这些例子中了解到，它们通常会涉及恶政，可能会造成混乱，但当所承诺的对建制派的攻击结束后，往往也会默认采用传统的右翼议程。

博索纳罗作为一名反政治家和顽固的威权主义者，则在这一路径上越走越远，因为他的威权主义是反政治更真实的实践：即把代表性的机构塑造成谎言和实现正义的障碍。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不仅仅是实施了恶政，还颁布了在巴西被称为“反政府”的政策。比起治理不善（即腐败无能），反政府更是意味着对政府能力的破坏或蓄意阻碍。各部门的建立是为了违背其本职目的：即将混乱作为一种统治策略。

巴西人民知道ta们得到的是什么吗？在《政治与反政治》（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一书中，政治学家Leonardo Avritzer提到了让这位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议员成为全国性的人物的两个时刻：一个是在弹劾Dilma Rousseff时，他对独裁时代的拷问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悼词；第二个是他在投票前一个月的竞选活动中遭到袭击。

在这次袭击后到第一轮投票之间的30天中，博索纳罗几乎没有再发言，也没有参加电视辩论。Nicolau也同样认为，选民们选择了一位除了近两年来获得的名声之外ta们知之甚少的人，而他的政策主张对于ta们来说就是一个黑箱。

正如Avritzer在他的长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只有当工商阶层、媒体和司法部门认为ta们所支持的中右翼候选人无法当选时，ta们才会转而支持博索纳罗。在Avritzer的分析中，这些精英阶层是反面人物。

他对反政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由激进的司法部门领导的反腐运动的道德主义要旨上，其代表人物是Sérgio Moro，这位法官曾将卢拉投入监狱，并在选举前几个月被博索纳罗宣布为未来的司法部长。

事实上，假借Moro的光环确实是选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Avritzer看来，巴西的反政治可以被概括为两个要素：一是司法惩戒主义，尤其是在“左派=腐败”观念之上；其二是司法认可政府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即Moro在政府之外和政府中分别代表了两个反政治的角色：即秩序维护者和大祭司。

另一篇批判主义理论家Marcos Nobre撰写的长文，其标题来自于博索纳罗为结束讨论而常常使用的短语：ponto final（类似于美式英语中的“period”）。在Nobre看来，博索纳罗是一个“反体制”的威权主义者。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巴西1988年后新共和国的矛盾的大背景下，成为了一条连贯的线索。

Nobre认为，博索纳罗只是在竞选的模式下才工作，挑战体制，即便他本来也要执政。这种运作模式依附于2013年以来的持续的、广泛的制度性崩溃：机构内部和各个机构之间都缺乏凝聚力，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权威赤字。博索纳罗通过引导对制度的怀疑来换取选票，而当选后，他又使政府的危机常态化。

不过，巴西还没有处于真正的崩溃状态：公共服务仍然在运作，但这种运作是不平等和不充分的；国家机器的齿轮仍然在转动，但可能被贪污腐败涂满了油脂。因此，博索纳罗的反政府主义也是寄生于国家之上的，他高高在上，不是在执政、也不是在治理，而是在制造混乱。

与此同时，治理国家的工作被（或曾被）外包给他的选举联盟的代表们。每股势力都被分配了相应的事务：福音派得到了人权和家庭；经济“超级部长”Paulo Guedes掌管了财政和工业大权；农业托拉斯得到了农业大权；Lavajatismo——Moro及其支持者的司法激进派别得到了司法大权；而军队和内务部门得到了其他一切想要的。

博索纳罗完全是心血来潮而非有战略规划来分配这些“封地”。至于领主们，ta们被选中要ta们做的只是违背ta们领地原有的功能。正如Avritzer所说，其目的是为了破坏那些国家在补偿社会缺失方面有一定能力的领域。

因此，我们发现，环境部长试图削弱国家的自然保护职能，教育部长试图撤除教育经费，或将其置于轻率的文化争论中，等等；既得利益者自然会从中获利，农业综合企业扩大其控股权，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

博索纳罗既不领导也不管理，只是否决别人的决定，这加剧了混乱。社交媒体是他的传声筒。如果某件事在网上的支持率低于30%，他就会放弃继续做。因此，所有180度大转弯和错误决策的开始一直是他的政府政策制定的标志。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最初拒绝在议会组建联盟的后果；然后立法机关就会否决他的立法提议。事实证明，你不能仅仅靠意识形态来管理一个政府——更不用说在巴西了，这里有一个被政治学家称之为“总统联盟主义”（“presidential coalitionism”）的制度，这是一种功能失调的政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总统所在的政党很少拥有超过15%的议会席位。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要义。

要让车轮转动，腐败的油脂是必不可少的：意见不一的政党必须组成联盟，这需要大量的讨价还价和贿赂。荒谬的是，政府在议会的支持率往往超过75%，这意味着许多政党几乎永远“当权”，无论是哪一届政府在任。

Nobre提议我们将这种制度称之为“pemedebismo”，以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名字命名。巴西民主运动党是一个非常大的政党，自从民主化以来，它就一直主导着巴西的政治，但从未有成员担任过联邦行政职务。博索纳罗假装反对的正是这种政治集合体。

 大流行之中的“去政府”

 Dis-Government During a Pandemic 

糟糕的2020年改变了这一切。Avritzer更具体地考察了博索纳罗主义的道德化和反腐败纲领，并发现Sergio Moro从司法部的退出是关键性的事件。博索纳罗政府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反腐败计划，正如他的支持者可能期待的那样（当然，这也是徒劳的，里约的博索纳罗家族在几十年如一日地深深卷入贪腐之中）。Moro在他手中扮演者一个合法化的角色，他是披着长袍的大祭司。

Sérgio Moro. (World Economic Forum / Flickr)

2020年4月，当Moro受够了被一直否决，并认为这对于他的形象不利时，他主动辞职了。不管怎样，他的工作结束了，他的威名也暂时画上句号。在2019年年中，the Intercept揭露了Moro和Lava Jato团队“严重的不当行为、不道德行为和系统性的欺骗行为”，包括法官和检方之间的勾结，以及ta们在阻止卢拉参与2018年大选并产生影响的赤裸裸的政治角色。

至此，博索纳罗顺势也结束了Lava Jato的命运，并浮夸地、油嘴滑舌地宣布：“我的政府当中已经没有腐败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Moro辞职后担任了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该公司的客户包括处在巨大贪腐风暴的中心、使劳工党蒙羞的建筑公司Odebrecht。

Moro的离开意味着博索纳罗政府的三大支柱精英机构（金融、军事和法律）之一消失了。以博索纳罗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经济部长Paulo Guedes为代表的第二支柱的地位也被削弱了。Paulo Guedes的紧缩和私有化计划与军事机构和Centrão的倾向相悖。（译者注：Centrão意为“中央”，是巴西政治当中独特的现象，可追溯到军事独裁结束后，它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团体，而是一种议会行为，即议员们通过支持左翼或右翼政府来换取政治职位和资源，并不关心政治意识形态，在博索纳罗在任时期，作为避免被弹劾的交换，Centrão变得非常强大，并削减了大笔公共资金，用于所谓的“秘密预算”的酌情使用）

军事机构仍然坚守着民族主义引导下基础设施建设的路径，而Centrão则渴望分红。因此，与刚上台时的春风得意相比，博索纳罗政府在2020年境况非常尴尬。因为上层中产阶级和金融精英的人（例如法官Moro和私有化者Guedes）被罢免或边缘化，ta们就不再有共同的立足点。

与此同时，巴西在2020年成为全球COVID-19死亡病例第二多的国家。正如博索纳罗的标准做法一样，他的回应制造了混乱和困惑。然而，这一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瘟疫打断了博索纳罗的长期计划。正如Nobre所说，在他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是破坏所有在正常运转的机构，这是一个不道德的政策。在再次当选之后，他未来的计划是修改宪法、破坏民主制度，这正是Viktor Orban所走的道路。

大流行迫使博索纳罗采取行动。他的回应是直接地走向威权主义。正如Piauí杂志在2020年8月所报道的那样，博索纳罗在5月曾试图发起一场政变。事实上，博索纳罗尝试关停最高法院——这一举动一方面是出于威权主义的动机，但也出于自身利益，因为他试图阻止最高法院扣押他的手机作为办案证据，最终，这一事件的公开说法是博索纳罗试图阻止对他儿子涉嫌贪腐的调查。博索纳罗只是被总统办公室的将军所劝阻不要干预调查。

尽管如此，巴西的民主，在一场大流行中跌跌撞撞——这场大流行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需要政府。也没有必要再讨论博索纳罗对病毒的否认和他的其他滑稽行为，只需指出，大流行对他的民意支持产生了矛盾的影响。

由于施政不当，他失去了民众支持，尤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和东南部地区。Nobre估计，虽然还有30%的人仍然对博索纳罗有正面的评价，但他的死忠最多只有12%——随着博索纳罗失去Lavajatista和经济精英的支持，他正在退回到原点。

尽管他的支持率出现了倒退，但在2020年年中，由于COVID-19紧急援助的到位，他的支持率又大幅上升。总统自相矛盾地承认了每个月600巴西雷亚尔（约为115美元）的紧急援助对于特别是东北部的赤贫人口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金转移覆盖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比工党提出的Bolsa Família计划要规范得多。反映着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再多年的恶化之后甚至有所改善。

最近，当被问及这些款项是否会维持时，博索纳罗回答说，“问问病毒吧。”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前上尉与古典威权主义者的区别。这本是一个扩大他的群众基础的机会，可以通过的“Cura Annonae”（译者注：原本是古罗马为了纪念ta们的女神Annona使用的词语，用于描述向居民进口和分配谷物计划，即向打野20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免费提供或补贴谷物，该计划最初是一项紧急措施，旨在养活负债累累或一无所有的公民，到共和国末期，它成为了一种常设机构，成为了古罗马执政者通过定期的粮食供应来维系不安定的城市人口稳定的战略的一部分）俘获一部分群众，并将ta们与他捆绑多年。不过，他把自己的权威寄附在了一种非人的力量，一种微观的虚无之物上。

在这一转变中出现的是一个反博索纳罗的联盟，联合了从中间到传统右翼的力量——这些势力在大流行之前一直认为博索纳罗没有其他选择。

但这一切都清晰地展现了博索纳罗的特点。Nobre和Avrizer都评论了博索纳罗与Viktor Orban的不同之处。作为一个“不自由的”威权主义者，并不妨碍你实际执掌政治权力，也不妨碍你为公民的所谓的利益制定政策。

事实上，威权主义者往往喜欢紧急状况，如流行病等等，并将其作为重构规则的理由。博索纳罗作为一个反体制、反政治的威权主义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离开了促他当选的社会自由党，随后又未能创建自己的新政党，这同样使他的强人形象受到了质疑。

对Arvitzer来说，科学的复归（the rehabilitation of science）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2014—2019年间反政治和反腐败的议题支配公众舆论之后，公共政策、社会保护这些议题现在又回来了。事情正在好转吗？也许吧，但Arvitzer坚持认为，我们面临的是葛兰西式的“灾难性的均衡”（ “catastrophic equilibrium”）（译者注：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相对平衡状态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对抗）：对博索纳罗的拒绝正在增加，而对最高法院和国会（这两个机构具有对行政部门潜在的制衡作用）的拒绝正在减少。博索纳罗家族现在再社交媒体上的被孤立程度，就像左翼在2016年低谷时期一样。

 回到他们的怀抱 

 Back to His Bosom 

博索纳罗如何夹缝求生？博索纳罗之所以在行政部门稳坐钓鱼台，是因为他做了他承诺不会做的事：与Centrão一同统治。组成Centrão的许多政党都与亲政府独裁时代政党全国革新联盟（ARENA）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个原因，最好将这个集团称之为为Arenão，即扩大版的ARENA。

对Arenão来说，自我保护是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这意味着要反对反腐败调查。事实上，Dilma Rousseff被弹劾的直接原因正是她拒绝达成协议，保护ta们免受Lava Jato的伤害，所以ta们把她扔进了狼群。

这些就是现在与总统同流合污的势力。或者更恰切地说，博索纳罗已经退回到了旧的政治精英身边。在他成为一名反政治家之前，他正是Arenão的一员，作为进步党（PP）的一员，他赢得了自己的声望，而进步党（PP）可能是该国最公开的寻租政党。有传言说，这位无党派的总统可能会再次与进步党（PP）结盟，以谋求连任——此举只会增加复辟论的可信度。

现在维系政府机器运转的是军队。在联邦官僚机构中，有3000名军官担任最高级职位以及第二级和第三级职位。分配给博索纳罗选举联盟不同支柱的封地不复存在；武装部队现在占据了每一个空缺的位置。Nobre所说的“军队帮”现在是博索纳罗政府的组织骨干，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前几届政府中，政府骨干一直都是来自劳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干部。

Brazilian Army soldiers during the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in Brasília, Brazil, 2003. (Wikimedia Commons)

博索纳罗联盟现在由以下人员组成：他的铁杆支持者，即为他提供12%的选票基础的人口；军队，受命履行政府职能；以及Arenão，一个议会集团，其目的是阻止迄今为止对他提出的58项弹劾请求中的任何一项被实际实施。

一位以反政治/反腐败为竞选纲领当选的候选人如何能与巴西政坛最逆行倒施的人物打成一片，并能生存下来？Nobre的回答是，在他的铁杆反动派眼中，军方为政府提供了合法性，让博索纳罗不受惩罚地收买Arenão的支持。正如Arvitzer所言，使总统联盟主义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讨价还价的批评者现在已经被吞没了。

这一点很可能是可以预见的：反政治的影响总是使民主统治不合法；它的结果要么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私有化，要么是威权主义的接管。巴西立刻给我们上了一课：为什么二者不能同时进行呢？

按照Arvitzer的话说，我们可以看到：“民主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始于中左翼之间的共识的破裂，随后是对博索纳罗主义反民主因素的严重低估。”这表明，腐败始于2010年代中期政治中心开始转向对劳工党的反对之时。而Nobre的回答更为激进：他认为并非是2010年代中期共识的破裂导致我们今天的境地，而是巴西整个1988年后政治制度的内部矛盾在作祟。

随着独裁政权的继承政党的崛起，破坏性的Lavajatismo被踢出政府和社会少数派之外，也许我们应当问的正确问题是：我们是否看到了在巴西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威权主义的逆流复辟?

 新秩序，旧秩序 

 Old Politics Rule OK 

中期地方选举的结果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地方选举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风向标。最大的赢家是进步党（PP）和民主党（DEM）——它们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ARENA，二者都是Lava Jato调查中被提到最多的政党，还有福音派的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PSD）。总体上看，在巴西的50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由Centrão管理。

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博索纳罗以前的巴西社会自由党（PSL）和社会基督教党（PSC）表现不佳。事实上，这对博索纳罗来说是一次明显的失败：他支持的13名市长候选人中只有两人获胜，而且都不是在州首府。2018年博索纳罗主义的“新政治”浪潮被最古老的“旧政治”的复归所淹没。

对于劳工党来说，在民主化以来，第一次选举未能赢得任何一个州府是一场灾难。Ta们失去了2012年鼎盛时期70%的城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右翼的巴西社会民主党——唯一一个像劳工党那样，可以声称在国家政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政党，现在只控制着520个城市，比之前的800个左右有所下降。

这一切是否意味着反政治已经消退？明确的反政治候选人表现不佳，强调合理应对大流行的现任市长们集体连任。但是，第一轮的弃权率达到23%，第二轮的弃权率创下29.5%的新纪录——这还是在一个强制投票的国家。部分原因可能是大流行，但这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周日大选时海滩上人满为患。愤怒的反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政治沮丧。

巴西的危机已经成为永久性的，这场危机的开始可以追溯到2013年the June Days抗议的代表性危机。反政治的浪潮现在可能已经退去，但看看留在岸上的残骸：不仅是博索纳罗，还有军方重新进入文职政府，普遍的政治混乱，不仅影响国家机构，还影响反体制运动的权威危机，最重要的是，右翼反攻所造成的社会破坏，ta们对国家的愿景是不顾底线的竞争（a race to the bottom）。

 从反政治到威权主义的复辟 

 From Anti-Politics to Restoration 

劳工党的困境已被广泛地涉及。现在的情况是，该党正在失去左翼的霸权。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在圣保罗市长选举中的表现令人鼓舞，卢拉和其他左翼领袖人物都在支持Boulos的竞选活动，这表明情况确实如此。反劳工党（Antipetismo）——形式上是对劳工党的仇恨，但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升温的、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叠加着对穷人、黑人和工人阶级自主性的传统的厌恶。反劳工党主义依赖于劳工党的执政地位，尽管该党在2016年被赶下台，但这股浪潮足以让人看到，2018年中间派在反劳工党主义者博索纳罗身后的摇摆不定。

Guilherme Boulos, PSOL’s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of Brazil in the 2018 general election. (Wikimedia Commons)

看起来负面情绪只依附于劳工党这个特定的政党，反劳工党主义不再是一种强大的、保守的社会力量。事实上，博索纳罗的一位亲密顾问Filipe Martins公开地表示担心：他的一方已经失败了，反共产主义只是被狭隘地理解为反劳工党主义，这让其他的左派摆脱了困境。左派现在可能不那么受人讨厌了，但它也是软弱的、支离破碎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博索纳罗主义也标志着巴西社会民主党的退却，其选民在2018年抛弃了它。最近的市政选举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尽管大家都在谈论“回归中间”，但1988年后巴西的两大意识形态组织力量——中左翼的劳工党和中右翼的巴西社会民主党，现在可能正在失去其凝聚作用和中心地位。

在民主化和Lava Jato调查开始期间，Arenão四分五裂，任何人都可以贿赂，从2015年起重新整合为一支力量，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反腐运动的影响。

作为其信心增长的证据，其主要成员之一的民主党（DEM）现在掌握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主席职位。今年早些时候，其干部Luiz Henrique Mandetta还掌握着卫生部，直到他越来越受欢迎，导致博索纳罗解雇了他。Mandetta被认为是2022年总统候选人，民主党（DEM）从不支持总统候选人。

我们正在见证旧的、腐败的、裙带主义的右翼崛起，与此同时，军方人士大量进入文职政府，这两股力量现在由博索纳罗和博索纳罗主义调停。前文提到的总统顾问Martins最近在推特上说：“我们不能再忽视真正的、实际的、日常的政治，这些政治发生在街区、地方报纸和每个城市的立法院中。” 反政治已经过时，肮脏的旧保守政治正在流行。

如果说特朗普的失败和拜登在美国的胜利代表了中间派新自由主义的复辟，那么巴西的复辟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式——是军事独裁的元老和ta们的平民支持者回来了，但现在带有博索纳罗主义的特征。

借用最近一本书的标题，后者可被理解为“民兵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Militias）：退休和非执勤的警察授权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的犯罪活动，ta们与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从1964年到1985年，军方及其文职盟友试图建立秩序，而现在ta们却在制造混乱。

巴西1988年宪法确立的政治机制，使落后的地方精英继续掌权，阻碍了该宪法许多进步目标的实现。这些矛盾在20年内被以下两个因素控制：1994年巴西社会民主党实施的《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抑制了通货膨胀，以及2000年代劳工党实施的经济增长和温和的再分配。这两个政党的传统领导人是反对独裁统治、重新民主化的先锋，ta们的日益边缘化见证了巴西民主的悲剧轨迹。

如今，1990年代和2000年代越来越像一个短暂的插曲，类似于1964年政变之前的时期——一个温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战胜了在全球边缘地区监督资本主义秩序的倒退势力。

Arvitzer和Nobre提出的退出战略也不值一读：陷入独裁或 “管理下的民主”似乎是可行的——无论有没有博索纳罗。如果市场明确表示希望总统下台，Arenão也会妥协，而退役将军、副总统Hamiliton Mourão则对此虎视眈眈。

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阵线，不仅要推动弹劾，而且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重复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运动。后者需要左翼与那些两年前还拥护博索纳罗的中间派力量联合起来，ta们支持“特梅尔计划”（“Temer plan”），在那之前的两年里加速了巴西走向衰落。

即使这样的阵线得以实现，也不会恢复1994-2016年的模式。太多的东西被破坏了——工人的权利被削减了，法律被制度化为一种用来打倒政敌的政治模式，制度权威成为空白，宪法中加入了残酷的支出上限，其效果是限制那些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民权的机构，更不用说任何宏大的发展主义计划。

左翼需要重建其基础，需要一个新民主的计划。过去的美好时光不会再回来了——而且它们一开始就没那么好。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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