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特辑 || 从#MeToo到#WeStrike：一种女性政治

From 

#MeToo to #WeStrike: 

A Politics in Feminine

Liz Mason-Deese March 7, 2018

本文首次载于Verso出版的数字文集《从何处开启自由》（Where Freedom Starts）中。

编译：小宝玛丽   校对：胡西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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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and trigger warning：本文的讨论涉及对于女性的谋杀、暴力行为、性侵犯、歧视等内容。

** 由于译者西语水平欠佳，相关内容的翻译可能欠妥，请见谅。

在#MeToo运动于美国爆发的一年之前，阿根廷的女性已在与针对女性的普遍暴力作斗争，在那里，平均每30个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1]。对于女性的暴行常常是惨绝人寰的，她们生前被折磨，死后尸体被肢解并被扔在公共场所。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是女性所经历的平常的、多重的暴力中最为显见的一部分。但阿根廷的女性不愿再仅仅做受害者，在2016年10月19日的中午，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女性发起了浩浩荡荡的罢工行动，她们拒绝再做无薪的家务劳动、照料孩子和准备食物的工作；她们拒绝再承担政治组织所需要的情感劳动；她们拒绝再遵从社会所强加的性别角色和与之捆绑的劳动分工——正是这种分工确立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这次罢工是阿根廷女性对于该国与日俱增的“谋杀女性”（femicide）事件的回应，特别是对年轻的Lucía Pérez的残害事件[2]的回应。但在罢工呼吁中，她们也将女性遭受的各种形式的暴力编织起来、将基于对她们的压迫和剥削的经济制度联系起来：

在那年的10月1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0万女性冒着冷雨走上街头，表达她们的愤怒和决心，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为建立女性集体的力量开辟了新天地。参与者强调了告诉男性伴侣和同志“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为了你们”的重要性。事实上，在那一天她们将“只做能把每个人连结在一起的工作”作为她们的使命，并将“我们支持我们自己”（estamos para nosotras）作为她们的口号。这一行动使人们看到了女性在每天每夜所从事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她们的拒绝行动共同绘制了一张女性劳动的地图——有薪的劳动和无薪的劳动，正式的劳动和非正式的劳动，在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劳动。它是一种工具，在包容差异的前提下，将各色的女性集合在一起，并能够承认她们在日常的实践中、在各种形式的劳动中、以及在遭受的暴力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女性罢工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倡议——作为一种空间，女性在这之中可以开创新的社会关系、挑战使性别暴力如此泛滥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度，并可以开始想象一条重新构建社会和工作的新的道路。

Thousands take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demanding policies to prevent femicides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 Photograph: Martin Zabala/Xinhua Press/Corbis

在阿根廷爆发的第一次女性罢工的时期，一群主要由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的女性发表了一份声援信，她们大多数是在美国的拉丁裔移民：

在那一刻，尽管美国的女性有充分的理由发起罢工，但美国女性罢工的想法看似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美国就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这位公开歧视女性的新总统。女性大游行尽管有一些自由主义倾向——对于政治的纯粹制度化的理解、仅对于一系列小范围的问题的关注和对“女性”的狭义定义，以及对于（反对）特朗普的强调而忽视女性所受的压迫背后的长期的结构性的因素。但对于很多开始质疑我们生活在后女性主义世界的假设的女性来说、对于很多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或者倾向女性主义的议程的女性来说，这首先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如果理应实现性别平等，那么一个公开吹嘘自己侵犯女性、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蔑视的男人，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总统呢？人们怎么能对于他的言论、对于他的暴行视而不见呢？从这一系列的问题出发，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自身的经验：对于不平等、歧视和暴力的经验。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这也是她们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打破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个体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的骚扰，也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迫使我们独自解决问题的压力。

#MeToo运动的迅速扩散使得这个蓬勃发展的女性组织更加壮大，并使人们意识到基于性别的压迫的规模。这个标签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叙述是摧枯拉朽的，不仅因其将每个女性早已认识到的事情公之于众——即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空间，男性都在骚扰、虐待和攻击女性，同时也因其作为一种行动，女性可以在这之中找到共同的声音，参与公共辩论，并创造新的对话，从而在女性中创造新的主体性。然而，由于这一运动对于特定的行业和引人注目的话题的聚焦，许多人仍感到被忽视或被遗弃。因此，当#MeToo运动仅仅局限于知名女性个人的谴责时，或者它的能量仅仅局限于寻求制度化的行动和改变时，它就处于最羸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探讨近来的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浪潮能为#MeToo运动带来的经验，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各种暴力的形式之间的联系，并创造一种能够挑战性别不平等的基础的新的政治形式。

拉丁美洲流行的女性主义

拉丁美洲的女性多年以来都一直在组织起来共同反抗性别暴力。边境城市Ciudad Juárez成为了反对谋杀女性斗争的前线阵地，活动家们直接面对着新自由主义实验室——墨西哥的边境加工厂（maquiladoras）：它是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浪潮的象征，美国公司越过边境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塑造了一个新的年轻女性阶层，她们作为离开家乡的移民，在摆脱家庭和社区的束缚的雇佣劳动中寻求自由。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付诸实施以来，数百名女性失踪、遭受酷刑折磨或者被谋杀，这些罪行的施暴者通常都没有受到惩罚。大多数调查表明，这正是由父权制国家机构、地方执法部门、毒贩和寻找温顺工人的雇主形成的共谋网络造成的。Ciudad Juárez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资本在流动中寻找更廉价劳动力的暴力，以及应对女性表达她们自治和逃离愿望的暴力。在这个边境城市中数百名女性的失踪或被谋杀，以及被谋杀的女性的家属和朋友们发起的寻求正义的行动，引起了人们对于拉丁美洲女性谋杀议题最初的关注。这些女性大多数是贫穷的工厂工人、学生以及非正式的受雇者，她们被谋杀的案件和失踪的案件最初被政府、媒体和大多数学者所忽视，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事实。在对于这种忽视的回应中形成的运动强调了对于女性的残忍暴行与Ciudad Juárez在全球化生产系统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地将女性谋杀与基于性别的经济剥削联系起来。

2014年，在更南部的阿根廷，由于女性谋杀的犯罪率日益增加，而且缺乏制度性的应对举措，“一个也不能少”（Ni Una Menos）应运而生。它既是一个由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组成的共同体，也是一个由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女性创造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它发起了一系列大型的社会动员，并组织了两次女性罢工。2015年的第一次全国行动是为了回应对Daiana García的谋杀，行动内容包括组织公共阅读，以及组织艺术、诗歌和其他艺术活动。第二年，“一个也不能少”开始组织更大规模的公共集会，并在6月3日组织了活动，在10月19日组织了女性罢工。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2017年，延续到了3月8日的女性罢工中，并计划了2018年的新的罢工。然而，“一个也不能少”的力量不仅仅体现于这些大型的公共活动中，也体现在它如何在从家庭到大学、从街道到政治选举的多个维度和地点重构了关于性别暴力和女性劳动的辩论，以及对性别关系的争论。

Protesters in Buenos Aires rallied round the hashtag #NiUnaMenos – ‘NotOneLess’, meaning not losing one more woman to violence. Photograph: Martin Zabala/Xinhua Press/Corbis

“一个也不能少”正是建立在阿根廷女性的有组织行动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女性主义斗争路径的基础上的，尤其是每年的全国女性大会和堕胎合法化运动。全国女性大会自1986年起每年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举办，2016年10月的大会吸引了大约7万名女性来到罗萨里奥。这些会议是女性自组织的、扁平化的，它们将女性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与她们息息相关的议题，从生殖健康到家庭暴力再到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与会的女性拥有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来自全国各地，更重要的是拥有不同的阶级和种族背景。虽然来自不同政党和一些工会的女性最先参与了早期的会议，但当21世纪以来来自失业工人组织的女性开始参加大会时，这些会议的阶级特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当生活在贫民窟的女性开始谈论因不安全的秘密堕胎而死亡的朋友时，从人权角度对于堕胎的讨论方向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经验反映了一种流行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最近才在工人阶级社区生根发芽。一方面，这种流行的女性主义产生于女性参与其他运动所经历的挫折之中，无论是失业运动、工人合作运动，还是其他草根的或左翼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女性通过日常的组织和日常实践在很多方面都领导了这些运动，并使得这些运动粘合在一起。然而，她们却很少担任领导职务，并继续遭受男性“同志”的虐待和骚扰。不过，她们也是在阿根廷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组织起来确保她们自身和家庭、社区生存的女性；她们也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保卫生活的女性；因此她们也不可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组织中男性成员的虐待。因此，她们将女性主义带到了多个空间，既以类似#MeToo的方式高声呼吁并公开谴责男性施暴者，也把这些空间变成了建设女性共同体的力量的场所，在她们共享各自的故事的时候，就创造了共同反抗的工具。

在这场自下而上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阿根廷一些最边缘化和不稳定的工人：非法的或流动的街头摊贩，在地下作坊或外出工作的纺织工人、罐头工人、小工匠、在合作社或工人自治的工厂工作的工人、靠政府福利过活的人、以及非正式部门的其他工人。这些部门被统称为大众经济，这些工人被共同纳入大众经济工人联合会（CTEP）中。虽然该国大多数工会都反对女性罢工的主张，并告诉组织者们ta们没有呼吁罢工的权威，因此也拒绝参与其中，但CTEP是最支持这两次女性罢工的组织之一。由于这类工人地位的不稳定性——其中大部分工人没有签署正式的合同，没有稳定的或有保障的就业，只要一天没有工作就有可能无法负担当天家庭的食物开销——这些工人在参与罢工行动时面临着特殊的风险。然而，她们却是第一批支持罢工的团体之一，并大力参与了这场运动，这正是因为她们认识到，大众经济主要是由女性构成的，而这些女性更有可能面临基于性别的暴力。

这些流行的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得女性主义在一系列的空间中不断叠加，拓宽了女性主义运动的视野。与在正式的工作场所和正式的政治领域基于生育权利和经济平等日益迫切的要求一脉相承的是，与一系列日常形式的暴力和不稳定相关的新的要求。这促使女性主义着手解决生命的再生产本身的问题——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试图以多重方式直接从生命中攫取价值，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现状。这种由流行的女性主义驱动的视角的转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能够与一系列其他运动和关切绞合在一起，并能够更好地锤炼自身，以便其能够在多个战线上与资本相抗衡。

不同形式的暴力的连接

从这些拉丁美洲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式和空间的强迫都错杂地连接在一起，进而认识到#MeToo运动所揭露的暴力的形式。#MeToo运动曝光的性骚扰和性侵案件可以作为理解这些联系的地图。许多引发这一话题快速传播的最初的指控都发生在工作场所，这正凸显出经济不平等在工作场所赋予了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结构性的权力，以及这种不平等带来的根本的暴力。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女性以及只有低收入和不稳定工作的女性而言，这种情况要糟糕得多，这也进一步表明，有必要把#MeToo运动作为集体调查的起点和建立新的团结关系的基础。例如，是否有可能找到主要是黑人和移民的低收入女性、面临来自经理的言语和身体暴力的大学保洁员，以及在同一个校区的大学女生，这些群体面临更高的性侵犯风险、且当她们站出来时又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的共同原因？这种共同的基础并不能被事先预设，但是并不代表它不能被创造。父权制的压迫最为狡猾之处在于，我们被教导将自己所遭受的虐待归咎于自身，而不能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说出去。这种个体化和将性别暴力孤立地处理的做法正是其得以延续的原因，并且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元素。而#MeToo运动通过打破这种沉默，打开了挑战这种个体化的魔盒，不仅展示了暴力的普遍性，也展示了暴力的结构性。然而，要清晰地将不同形式的暴力连接起来，并认识到暴力所扮演的结构性的角色，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MeToo必须承担起这项任务，才能使其自身成为一场吸纳更多的女性并寻求挑战性别暴力的基础的运动。

在2018年1月8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一个也不能少”将多种形式的暴力直接地联系在了一起，并呼吁国际女性罢工行动：“（罢工）这一工具让我们能够谴责和应对针对我们的暴力，并且使之可见，这些暴力并不能被简化为私人的或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表现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暴力，作为日益猖狂的剥削和抢夺的形式（从裁员到领土的军事化，从新采掘主义（neo-extractivist）冲突到食物价格的走高，从抗议的犯罪化到移民的犯罪化等等）。[5]”通过在不同的地方发起一系列的集会，将不同群体的女性团结在一起，这些活动人士已经能够绘制出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她们已经能够在遭受暴力的女性之间建立团结的直接联系。在集会中，女性分享她们在工作中遭遇性骚扰的故事，分享她们由于担忧遭受暴力而不敢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故事，分享她们由于缺少维生的手段而长期处于受虐的关系之中难以逃离的故事。一位女性分享了她的故事，而另一位女性又会将她的类似经历增添上去，而当一位家政女工感觉到自己没有被纳入叙述和对象之中，她又会为这一故事增加另一个维度的叙述。经验之间的差异不会被抹去或是被忽略，也不会被视为是难以应对的。通过集会，通过创造共同语言的过程，通过一起走上街头，一个新的共同体就此生成。

这些集会在不同的空间得以复加：在工作场所、在工会、在政治组织、在学校、在城市社区、城镇和农村。一些集会吸纳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教师和移民。而另外的集会将两个或多个群体聚集在一起，以促进对话和合作。例如，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个都不能少”活动人士与来自El Bolson的原住民Mapuche活动人士一起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领地”（“our bodies, our territories”）的集会中将女性团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商品化与对女性的剥削连接在一起。女性集会发生在工会内部，也发生在为反抗裁员的百事可乐公司工人之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场行动“我们想要免除我们身上的债务”（“We want ourselves debt free”）利用了在Ciudad Juarez的行动口号“我们想要活着”（“we want ourselves alive”），这场行动强调了不同层面的金融资本与针对女性的暴力之间的关系。该行动宣称：“金融通过债务构成了一种对于女性的劳动力、重要的潜能，以及组织家庭、社区和领地的能力的直接的剥削。贫困的女性化和债务导致的经济自主权的丧失，使得男性暴力前所未有地增强。”就此，她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资本主义通过债务从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中攫取价值，即便这种劳动事实上是无薪的；其二，由于负债导致的经济自主权的丧失，女性越来越容易受到男性暴力的伤害。这种建立联系的策略在不同的层面上也适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反对WTO会议的“反对首脑峰会”运动中，来自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女性举行集会，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在这次集会中，地区和地缘政治关系议题被纳入其中，农场劳工、原住民女性和黑人女性展示出了她们独特的切身利益，以及她们对于持久的女性主义斗争的贡献。

这些各色的女性群体认为，所有这些暴力的核心是贬低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对再生产的系统性的攻击。这种攻击在多个领域展开，从世界各地的右翼政府重新开始为家长制家庭模式辩护，在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下削减国家对社会再生产的财政支持，到对生育权的攻击，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直接暴力。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通过使女性在经济、政治和身体上更加脆弱，从而攻击女性的自主权和集体权力。这种暴力早已存在，正如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向我们强调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和对自主繁衍生命能力的破坏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这是一种原始的、重复的暴力。换而言之，女性自组织以共同保卫再生产对资本构成了威胁，对劳动者与ta们再生产资料的分离构成了威胁，也就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础构成了威胁，因此也自始至终都受到暴力的攻击。这种针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具有Rita Segato所述的“教育化的”或是规训效果，在暴力的个体目标之外创造出了顺从的主体。Segato认为，通过阻止对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任何形式的抵抗，暴力成为了维系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权力布局的基本要素，而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压迫。[6]今天，随着资本寻求拓宽其从再生产劳动本身攫取价值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扩大对这些再生产活动的债务和融资，不论再生产劳动是有薪的或是无薪的，生命的再生产都处于危险之中。在金融资本积累的扩张中，女性长期以来组织和依赖的人际网络和社区纽带受到攻击并且开始瓦解，女性也越来越容易遭受暴力的侵害。

在将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间的联系概念化的同时，拉丁美洲的女性主义运动也描绘出了当代的剥削和掠夺形式，绘制出了一幅阶级构成的新地图。绘制的过程认识到了当今的多重空间和劳动的形式，并试图在工人阶级的不同部门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和联盟：

这些活动家通过对从女性的身体和劳动中攫取价值的不同方式以及女性所经历的不同暴力形式的分析开始，将这些具体的经验与一个建立在对女性的暴力的基础上并由其维系的系统联系在一起。

Women embrace under pictures of victims of gender violence during the Buenos demonstration. Photograph: Marcos Brindicci/Reuters

女性罢工

随后，女性罢工开始成为一种策略，让众多隐性的女性工作、女性所面临的多种形式的暴力，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得可见。阿根廷“一个也不能少”运动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努力让女性的劳动变得可见，并将对于女性劳动的贬低与对女性的暴力联系起来。正如这一运动在呼吁3月8日国际女性大罢工的声明中所表述的：

或者就像Verónica Gago在讨论十月罢工时所谈到的那样：

2016年10月在拉丁美洲遍地开花的罢工和2017年3月8日在全球各地开展的女性罢工，直接地将经济的不稳定与女性经常遭受男性暴力的伤害联系起来，从根本上将经济的不稳定与女性地位的低下联系起来。因此，女性罢工是关于劳动的，是关于挑战大男子主义对于女性劳动的定义的，也是关于性别暴力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的。

然而，尽管这场罢工的影响力遍布全球，有人却批评女性罢工并不是一场“真正的罢工”，ta们认为它没有遵循传统的罢工的限制或是形式。这样的批评怎么会甚嚣尘上呢？正如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1974年所写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一次可以被称为总罢工的罢工，当一半的劳动人口都在家里的厨房里，而其他人在街头罢工，这就绝不能被称之为总罢工。我从来就没见过总罢工。我们只看见男人，通常来自大工厂的男人，走上街头，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和母亲，继续在厨房里做饭。”尽管当今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工厂里参与罢工的女性工人可能比男性工人更多，但我们仍然没有见到过一场真正的大罢工。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女性主义罢工是什么样的，但我们知道它不能用过去罢工的标准去评判。总部位于马德里的“不稳定的女性漂流”（Precarias a la Deriva）组织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她们访谈那些无法参与到西班牙工会组织的总罢工中的女性和不稳定劳动者：“属于你们自己的罢工是什么？”她们的集体调查绘制了一张不稳定劳动发生的地点和方式的地图，展示了不稳定劳动者在参与国家规模的行动时所面临的困境，其中许多担忧与2017年国际女性大罢工所提出的相似：即弱势社区所面临的风险；没有一个被明确界定的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时间作为抗议的对象；（罢工行动）对于那些依赖女性的照护的人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等。然而，她们并没有半途而废，也没有向共同拒绝的不可能性投降，而是以此为出发点，呼吁一场重新分配和安排再生产劳动的罢工，这种罢工是一种发生在从街道到家庭的一系列空间中的“日常的和多重的实践”。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罢工成为了“一种连结彼此的方式、一种能够在社会层面创造条件的集体性工具，它能够让每个人从其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参与到罢工中来，并讲述罢工的意义，以重塑罢工本身。[10]”换句话说，女性罢工与使罢工成为可能的实践和过程是不可分割的。

罢工开创了一种新的实践和新的时代：

在这场罢工开启的新时代，女性正在开创其他的团结方式、其他的维持生活的方式、以及另类的政治。

一种新的政治形式

在支持2018年女性罢工的一段视频中，费德里希表示：“罢工不仅仅意味着中断某些劳动活动，也意味着致力于某些具有变革性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罢工让我们超越日常的操心和每天的生活，去寻求那些包含在其中的其他可能性。[12]”如果我们哪怕是在一天中拒绝接受性别等级和性别角色，我们还可以发现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呢？换句话说，我们在努力创造什么？#MeToo运动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明确了女性对当前的状况最不可容忍的是什么。性别暴力和等级制度自古以来就深刻地形塑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性别暴力和等级制度的另类世界。但女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在自己的空间和实践之中创造那样的一个世界，给我们一些思路，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世界可能之所是。

纵观女性罢工前后，我们看到一种被Raquel Gutiérrez称之为“女性政治”的趋势正在出现。这种女性政治并不与对女性能力的本质主义叙述捆绑在一起，而是一种植根于一直以来都在承担着保护和再生产生命责任的女性的独特视角和集体能力之中，从而为解放指明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女性政治”不仅仅指女性参与政治活动或围绕“女性利益”提出相关诉求，而是指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一种寻求颠覆处于资本主义心脏中的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尝试改变一切的政治。女性政治的核心是，它寻求增强女性的自我组织能力并强调集体保障她们的再生产：既增加女性的政治权力，又攻击当代资本积累的条件。虽然时有涉及到国家权力，但Gutiérrez的概念并不是通过分享或夺取国家权力来定义的，而是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政治，这意味着一种不根据现有的国家机构或者结构形塑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不会被扭曲为国家意志的需求，它是一种自主地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形成的政治。用Gutiérrez的话来说，非国家中心的政治“不把与国家对抗作为一种中心的议题，也不由创建‘占领’或‘接管’的策略为指导；相反，它通过对共同性的保卫得以强化，它取代了国家和资本指挥和强加的能力，它增强了干预和决策公共事务的多种社会能力并使之更加多元化：它通过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务的集体决策和言论重新分配分散了权力。[13]”也就是说，这种政治是根据再生产的集体能力的建构来定义的，是根据互相照护的集体能力的建构来定义的，它是独立于我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的。“成为受害者的前提是还对国家有信心”，Verónica Gago写道。但这与受害者情结也有区别。

这种女性政治的力量来自于各色女性主义活动家在女性中的呼声，来自于女性之间自组织的日常实践，这些实践不仅仅为讨论共同经验创造了机会，也有助于提高意识、建立集体的权力。正如Gutiérrez所说：“女性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包括日常性的和有意识的实践，通过这些实践在不同的女性之间搭建信任的纽带，进而在彼此之间积累力量和清晰的思路，而这一切的目标正是挑战成百上千种暴力和否定的形式，这些暴力和否定的形式就是正是被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日日夜夜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利用和实施的。[14]”女性之间的空间和实践是由这些流行的女性主义的经验所创造的，是由这些在运动中要求自治并创造社会化和政治化的日常空间的女性经验所创造的。就此而言，所有女性及其不同的经验和知识都得到了重视，并没有给女演员或是女学者更高的地位。在女性群体中，相互依赖的网络被建立起来，女性在其中培养技能和关系，以期最终能够挑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规范。

集体自卫项目是这种政治实践的另一个关键要素。例如，她们发起了一项鼓励女性展示黑丝带以表明自己是这个女性主义网络中的一分子的活动。Virginia Giannani说：“我们认为，要克服这种不平等和受威胁的局面，不能仅仅指望公共政策，更应当修复并且重新编织我们自己的联合网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起这场运动并期望它成为一种相互发出信号的方式，在各个角落留下我们的信号，并在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中认识我们自身。发生在某位女性身上的悲剧也发生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这已经不是私人的事务。现在是时候在重要的政治和行动中应对它们了。[15]”相较于等待或依赖国家来解决这些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这些女性选择了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创造相互保护和支持的方式。

女性政治的核心是在资本主义内部，从物质和象征的层面，反对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生命再生产。在描绘了当代资本主义从多种方式危及生命的再生产之后——从直接杀害女性到迫使家庭依赖债务和不稳定劳动，首要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面临这些威胁时维持生存。拉丁美洲不同的女性主义运动根据她们所处的具体情况，即所面临的具体的威胁，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威胁。尽管互有差异，但一些共性仍然值得借鉴。第一，如上所述，这些运动从不等待或依赖国家来保护女性，既强调国家在男性暴力中的共谋角色，也从根本上认识到了国家权力的父权制性质。第二，这些运动认识到，保卫女性的生命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够实现，只能通过认识到我们不仅与彼此相互依存，并且与自然相互依存才能实现。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的计划，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从生命本身攫取价值、并将生命本身置于危险境地的基础上的。

但女性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政治，它也是建立在且始终围绕于女性的需求之上的，并与那种以牺牲和受苦为指导精神的好战的政治形式是完全对立的。女性的政治寻求增强女性的幸福感。这与#MeToo运动的批评者无中生有的“性恐慌”批评相去甚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需求为前提的政治的开篇。这不仅仅是为了不被性骚扰或是被攻击；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身体的自主权的积极愿望；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没有恐惧（不论是来自个体的男性还是国家的压迫力量）地在国家和城市之间自由地流动；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关系，而不是复制先赋的性别等级。性侵犯和性骚扰是一种权力的宣示方式，只有在我们反对它们的运动中，我们才能看到需求的政治的出现。正如“一个都不能少”在2017年呼吁第一次国际女性罢工时所说：

Activists protest against gender violence in Plaza de Mayo, overlooking the Casa Rosada presidential palace in Buenos Aires, to mark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Ni Una Menos movement in Argentina. Photograph: Víctor R Caivano/AP

#WeStrike

如何才能实现从#MeToo向#WeStrike的转变？我只能提供一点建议：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所经历的骚扰、虐待、攻击、歧视和压迫的共同因素。这并不是说所有女性对此都有普遍的经验。但是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之后，我们也不能就此止步。我们必须将#MeToo变成一个调查的过程，变成一张展示女性在殖民-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权力下的处境的地图。通过这个绘制地图的过程，我们可以构建具体的抵抗和联合的关系，不是作为寻求补偿的受害者，而是作为积极的政治主体大声疾呼并与暴力抗争。第二，它需要强调不同类型的暴力之间的联系——从家庭中的暴力到政治和经济胁迫。第三，为了实施持久的、系统性的变革，为了改变一切，我们不能像往常一样落入政治的陷阱——一种受害者的政治、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这意味着一种女性政治，重视女性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及其由此产生的创造力。

正如拉丁美洲的运动已经向我们展现的那样，正是在这种女性政治的实践中，一种新的集体主体性诞生了。我们并不是由所经历的暴力所定义，相反，恰恰是我们与暴力的斗争定义了作为集体的我们。

附录

[1] 在阿根廷，在官方的层面没有关于谋杀女性和性别暴力的统计数据，但是就“阿根廷谋杀女性观察”的统计，自其创建之年到2014年的7年间，至少有1808名女性被杀害。

[2] Lucía Pérez案是一个在阿根廷具有高度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23岁的Matías Gabriel Farías给16岁的Lucía Pérez服用了可卡因和大麻，并对其进行了性虐待致其死亡。

[3] 摘自10月19日，Ni Una Menos（一个也不能少）声明。阿根廷Ni Una Menos运动的上述声明和其他言论的合集都发表在《批判时代》（Critical Times）杂志上。

[4] 摘自2016年10月Erika Almenara, Ivonne del Valle, Susana Draper, Ludmila Ferrari, Liz Mason Deese and Ana Sabau所写：《我们也罢工：在美国参与拉丁美洲的女性罢工运动》。

[5] “一个也不能少”，2018年1月8日声明。

[6] Rita Segato, 《对女性的战争》（La guerra contra las mujeres） (Madrid,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16).

[7] “我们想要解除债务”，“一个也不能少”，2017年6月2日。

[8] “一个也不能少”，“3月8日国际女性大罢工如何交织在一起？” Viewpoint Magazine，2017年2月。

[9] Amador Fernández-Savater, Marta Malo, Natalia Fontana and Verónica Gago, 《与Verónica Gago和Natalia Fontana对谈：没有退路的罢工》（The Strike of Those Who Can’t Stop: An Interview with Verónica Gago and Natalia Fontana），Viewpoint Magazine，2017年3月。

[10] Verónica Gago, “Bloquear y transformar,” Pagina12, 2018年2月。

[11] “一个也不能少”，2016年11月25日。

[12] Verónica Gago, “Bloquear y transformar,” Pagina12, 2018年2月。

[13] Raquel Gutiérrez Aguilar, Horizonte Comunitario-Popular. Antagonismo y producción de lo común en América Latina. (Cochabamba: Sociedad Comunitaria de Estudios Estratégicas y Editorial Autodeterminación, 2015), 89.

[14] Raquel Gutiérrez Aguilar, “Porque vivas nos queremos, juntas estamos trastocándolo todo. Notas para pensar, una vez más, los caminos de la transformación social,” Revista Theomai, no. 37 (2018), 45.

[15] Mariana Carbajal, “Cintas negras contra la violencia machista,” Pagina12, December, 2016.

[16] “一个也不能少”，20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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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丁美洲的女性主义运动，可见：

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可见：

关于女性的不稳定劳动，可见：

关于家务劳动与照护，可见：

关于债务对于女性的盘剥，可见：

关于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可见：

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对女性的压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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