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特辑 || 对谈：萨帕塔主义，团结和自治

SOCIETY & SOLIDARITY

在这次访谈中，Ramor Ryan回顾了他在萨帕塔与ta们一起共事的经历，以及国际团结运动时常表现出的“混杂”的实践等等经验。

/ 本文共9757字，阅读约需要11分钟

原文作者：Ramor Ryan

采访&记录：Liam Hough

发表时间：2022/03/02

原文来自：ROAR MAG.

您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原文链接（自备梯子）

// Ramor Ryan is a translator and the author of Clandestines: The Pirate Journals of an Irish Exile and Zapatista Spring. He has written for Toward Freedom, Upside DownWorld, Z Magazine, teleSUR and many other outlets. He can be reached at ramorx@hotmail.com

/// 编译：Pony

Ramor Ryan是一位作家、翻译家，他在墨西哥恰帕斯居住了近20年，并在那里见证且参与了萨帕塔革命斗争。他的第一本书Clandestines: The Pirate Journals of an Irish Exile (2006)[1]是一本从198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的著作集，被誉为是对在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时期早期的不服从，和对盛行一时的犬儒主义和遗忘的拒绝的少见的记录。2011年，他的第二部作品Zapatista Spring: Anatomy of a Rebel Water Project & the Lessons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2]紧随其后，讲述了他在Lacandon一个偏远的丛林村寨中与一群形形色色的国际团结志愿者一起建造一个供水系统的经历，这是他在那段时间参与的众多类似项目的其中之一。这本书较为现实地描述了萨帕塔的日常斗争，以及国际进步运动者参与和支持这一运动的努力。它对于国际团结运动中的紧张、矛盾和时常出现的荒谬事件提供了许多深入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张力主要来源于西方团结运动者和恰帕斯当地的社区之间的物质和文化的鸿沟。

尽管这次对谈的后半部分转向讨论库尔德自由运动、欧洲的反权力、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政治和墨西哥的社区自卫行动，但本文的主要焦点仍是Ramor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恰帕斯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经历，以及他关于国际团结实践的想法。在全球不平等的各个阶层之间发起革命斗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萨帕塔的挑战和教训仍在继续。

Liam Hough：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开始写作和参与政治的？是什么让您来到恰帕斯的？

Ramor Ryan：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忠实的读者，从加缪到奥威尔，阅读形塑了我对于物质条件的反应：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父母都在多年的经济困难中因病去世了——之后我踏上了一条反叛之路。在大学里，我积极参与学生政治，并成为了三一学院学生会报纸的编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一份严肃的政治机关报变成了一份朋克杂志。我认为作为1988年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块墓地被忠诚主义者Michael Stone[3]用自动武器和手榴弹袭击的哀悼者之一这件事让我的思想转向对政治承诺的严肃性的关注上。那年末，我移居西柏林，并完全地被自治运动所吸引，那里有许多被擅自占领的居所和另类社区。在柏林墙被推倒后的整个90年代，我返回了柏林，生活在生机勃勃的东柏林当地占领的社区中。

我赶上了尼加拉瓜桑迪诺革命的最后六个月，那是在1990年2月ta们在选举中失败下台之前。我在农村合作社摘咖啡，同时在桑迪诺大学教英语，作为一名国际团结志愿者在社会中小试牛刀。90年代初，我深入拉丁美洲动荡的政治空间，参与了哥伦比亚反对跨国剥削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并在伯利兹参与了争取香蕉工人工会被承认的行动。当1994年萨帕塔运动兴起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接下来二十年的斗争中。

Liam Hough：您如何描述1994年萨帕塔运动的突然出现对于整个西方左翼和你个人的影响？当时的政治背景是什么？

Ramor Ryan：当时的背景是89-90年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以及所谓的历史和革命的终结，就是这样——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已经赢了。然后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运动突然在墨西哥恰帕斯兴起，历史又开始了新的进程。

事态很快就明晰：这是一种全新的拉丁式反叛，突破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束缚，并积极拥抱发起一场革命的全新构想。副司令马科斯站在San Cristóbal的广场上，谈论着一种比以往更开明的解放形式。陈旧的列宁主义式的语言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很快就学会的组织的策略。一支明显带有反威权倾向的农民游击队奋起反抗国际新自由主义贸易协定——这是一场我可以参与的运动。Ta们的解放政治，水平主义[4]（horizonism）以及争取自治的斗争与欧洲自治活动中的政治项目遥相呼应，似乎有一条直接将柏林的占领地和Lacandon的丛林联结起来的纽带。

当时，萨帕塔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新世界似乎不仅仅变成了可能，甚至触手可得。成千上万的人从墨西哥和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入恰帕斯。有一种真正改变历史的感觉，一种成为革命时刻的一部分的感觉，一种变革的感觉。

Subcommandante Marcos during a public meeting of the EZLN, La Realidad, Chiapas 1999. Photo: cesar bojorquez / Flickr

1994年之后，大型的会议、集会被组织起来。首先是在恰帕斯Lacandon的丛林中，之后在世界各地，例如巴西贝伦，当时聚集了美洲各地的数千人。这是一次超凡的经历，气氛激动人心，在激进左翼之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感。

萨帕塔运动催生了其他各种行动，例如“人民全球行动”（People’s Global Action），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激进社会运动，它是组织从1999年的西雅图到2001年的热那亚这一时期内的另类全球化抗议浪潮的关键。

我犹记得我当时兴高采烈地从山上进军热那亚。那个周末，那里有超过10万名抗议者，身边都是我在恰帕斯认识的人，萨帕塔主义的精神主导着我们。我在想：“我们就要赢了。”当然，这个时刻也正是当局开始开火的时候。

Liam Hough：您如何看待当今的萨帕塔运动？您认为ta们主要的成就是什么？最近，ta们与ta们的“生命之旅-欧洲篇”（Journey for Life–European Chapter）一起前往远方看望ta们的同志。

Ramor Ryan：从物质上讲，萨帕塔运动对土地分配的影响最大，旧的贵族土地被瓜分，恰帕斯腹地的旧秩序也随之瓦解。新的激进的财产和社会关系取代了旧秩序，尽管困难重重，新的激进的愿景正在逐渐立足。这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是在地方层面，土地和自由实现了。

在物质层面之外，萨帕塔运动鼓励人们为自己做事。当你与当地的萨帕塔主义者交谈时，ta们总是谈到成为萨帕塔主义者之前和之后的变化——从之前的服从和被动到意识到ta们自身真正的力量以及能力。这具体表现在区域性的自治上。正因为恰帕斯州成千上万人积极地参与，齐心协力，萨帕塔主义者可以组织自己的自治领地、教育和卫生需求、经济和自我管理。

萨帕塔运动延续至今并保卫了ta们可以真正地说是自身掌握的领土——即ta们的自治区，这也许是它最大的成就。尽管遭遇了种种挑战，ta们仍然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生机，甚至派遣了许多使者到世界各地宣传ta们的成就。这不是乌托邦，它有很多问题，但它是值得庆祝并且值得捍卫的。它用自己微小的力量表明，不管它看起来有多么偏远且独特，但另类的模型是可能的，它会让事情变得不同。

我喜欢ta们“重新征服”欧洲的胆识，喜欢ta们在持续了五百多年的欧洲殖民统治之后“我们仍在这里抵抗！”的坚韧呐喊。在Covid-19肆虐的时期，组织一次远行总是一场官僚主义和后勤方面的噩梦，但ta们组织的“生命之旅-欧洲篇”活动非常成功，巩固了ta们在欧洲各地的支持基础，有助于提高ta们的国际知名度，并向墨西哥政府传达了一个信息：萨帕塔主义者仍然可以依靠全球的支持。

在恰帕斯当地，萨帕塔主义者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准军事威胁，以及来自地区当局无处不在的压力。墨西哥军方仍在自治区各地扎营，现在墨西哥南部又出现了新一波贩毒集团的侵占，这在某些地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事件，并挑战着萨帕塔的控制。通过有效地突破恰帕斯州的包围圈，并派遣一大批萨帕塔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担任基层大使，ta们改变了力量对比；作为代表团成员来到欧洲的大多数年轻的萨帕塔主义者都是在解放区长大的，这令人鼓舞。

Liam Hough：您很早就参与到了恰帕斯的团结运动中，您能谈谈在这次经历中国际团结运动的不同模式或者阶段吗？

Ramor Ryan：首先，国际团结也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下而上的国际团结意味着与被压迫者革命性的团结。这并非停留于发出伪善的信号，而是要亲力亲为，是和同志们一起走这条路。在许多方面，“国际团结”（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并不是一个有用的术语，因为它经常被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或者联合国干预所盗用，所以一些人更喜欢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个词，或者有时是社区间主义（intercommunalism）。

其次，从理论上讲，我们争取的国际团结是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跨越民族国家和国界的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一种策略或者一套政治实践。对于反威权主义者来说，这需要一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横向关系。因此，这不是慈善，也并非在没有政府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安全网。它是关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

第三，国际团结的进程就像革命一样，是一个问题而并非答案，它是一种创造尊严的探索过程。从这一视角理解，实践团结并非仅仅是支持一项事业，也是一种持续建构和重新创造人类共有概念的努力，这是共同生存的基础。

Constructing a water supply system in Chiapas, Mexico. Photo: Francesc Parés

正如萨帕塔主义者所说：“我们边走路边会问问题”，在Zapatista Spring一书中，我谈到我在和同志们一起挖一条七公里长的壕沟时，一边也在探讨一系列的问题。就恰帕斯国际团结而言，它主要是关于巩固萨帕塔的自主权并支持ta们的革命。这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肩并肩地一起工作。我们努力达成一种互惠的感觉——我们朝着我们希望共同看到的世界努力。这意味着团结不是一种单向的交换，而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互惠的概念远离了家长式的团结，而转向了一种互助的实践。团结并不是根据完成的工作量来衡量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是关于关系的实践，成为同志的关系、平等的关系、成为真正关心彼此的人。

在现实中，团结是一项混杂且令人恼火的实践。在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参与了恰帕斯的团结工作，见证了数十个项目和数百名志愿者开展ta们的工作。从引进饮用水系统、太阳能能源、技术上适合的通讯手段、非法广播、有机园艺，以及大多数志愿者都在做的：呆在乡村和小村落的和平营地监视墨西哥军方对当地人的军事袭击——无数出色的行动和项目都无不依赖于国家和国际团结。

当然，也有很多未成功的和已失败的尝试，因为这是一种学习的经验，有时团结也会失效。在前来帮助的志愿者中，有一些人无法放下自我，有典型的白人救世主，这是一个问题。也有其他的好心人来了，ta们带着自己社会的包袱，自治区却成为了ta们展示自身机能障碍的舞台。

大约10年后，萨帕塔主义者们决定改变模式，并开始全面控制进入该地区的国际团结力量。Ta们承认并且赞扬了国际团结力量在自治区的参与——“那些出生在其他土地上并且为争取正义和尊严的和平而斗争的人们，”副司令马科斯说，“谢谢你们，我们将从这里接手。”

基本的原则是，在没有ta们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不会强加任何东西，也不会作出任何有关团结的决定。所有的外来力量——包括NGO和发展组织——自此之后都被引导到善政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立在一个名为caracoles的行政部门的基础上。在那里，ta们向地区自治委员会提交ta们的建议和项目，该委员会轮流由每个社区推举的两名男性和两名女性共同组成。

除了团结之外，萨帕塔主义者正在播下萨帕塔主义的种子，并鼓励人们不仅仅是简单地支持ta们，而是要“无论身处何处，都要做一个萨帕塔主义者。”团结正是运动的生成。当被问及国际社会能为萨帕塔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时，一位老萨帕塔主义者当时说：“更多的西雅图（运动）。”一个更现代的版本则是：“更多的黑命攸关运动。”

Liam Hough：除了不必要的或是强加的团结项目以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团结活动人士在墨西哥政府、军队和其他力量施加的风险之下远比恰帕斯原住民脆弱。您能详细地谈谈对于这种地位的不同的认识吗？以及活动人士在挑战殖民主义的前设和行为方面的努力吗？

Ramor Ryan：这取决于谁在发号施令，谁在这段关系中有权力。在伯利兹，我参加了一场为受剥削的香蕉工人争取工会承认的运动。工会组织者受到当地香蕉种植园老板的威胁和攻击。我们——一些爱尔兰到访者——在ta们的村庄里呆了一段时间，问ta们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回到爱尔兰之后，我们能够与香蕉公司的老板开了个会，这让ta们意识到这种曝光对于ta们的生意不利，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从广义上说，工会组织者在发号施令，而我们在回应，最后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但就其本身而言，当地的各方与国际团结力量是一种互助的关系。

在恰帕斯，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萨帕塔主义者正在统领一场土地与自由的革命，成千上万的好心人涌入该地区。在早些年，在不少事情中国际团结力量都有点像狂野西部的作风，各种各样不适合的项目和行动都被NGO和活动人士一股脑地塞给萨帕塔社区。国际团结活动人士带来的包袱——难以调和的新殖民主义态度或者仅仅是第一世界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了挑战，亟需采取不同的策略。但这些社区足够强大、足够稳固，足以对抗这种冲击，正如我之前所谈的那样，ta们通过善政委员会来整合团结力量。

至于特权，像恰帕斯这样的持久的斗争还将持续很多年，国际团结活动人士来的来走的走。“学习露营的人是那些离开的人，”一位萨帕塔人哀叹道，“而我们永远都不能离开。”这只是那些可以在自己想要的时间内进入危险的冲突区，然后看心情离开的人的又一种特权罢了。它深刻地提醒人们，其中存在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存在着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它引起了一些在生死之中挣扎的人的怨恨，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Liam Hough：您在您的作品中提到，在1994年，您还作为团结代表团的一员短暂地访问了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这个时期正是土耳其当局血腥镇压库尔德反抗的时期，同时也在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Halabja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之后不久。您似乎深受这次访问的影响，但似乎也与库尔德工人党（PKK）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政治指导方针保持一定的距离。自从那次短暂访问之后您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发展的？您觉得库尔德运动和您在拉丁美洲看到的斗争有何相似之处？

Ramor Ryan：我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料到ta们非同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从一个权力集中于领导层的“先锋党”到一个更加现代的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民主同盟，而不再过多强调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的作用。正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上下同心，使得ta们能够在21世纪初在各条战线中作战的同时有效地拥抱并实施变革。实现这一系列参与式民主愿景的赤诚和努力是无可质疑的——库尔德地方自治主义不仅仅落地于罗贾瓦，同时也存在于土耳其境内东南部的库尔德地区。

与当下有关的事情我没有太多要说的，但关于1994年，我们还在和同志们在伊拉克北部的山上散步的时期的经历，我确实有一点想分享。对这场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总是冷嘲热讽，批评库尔德运动过度强调了女性在武装斗争中的角色，以迎合“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凝视——希拉里·克林顿正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但在当时，没有任何目光投向这场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在前线遇到了相同的女性阵线。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今更加进步的意识形态的种子早已在25年前就已埋下，这是有据可循的。

Guerrillas of the PKK. Date and location unknown. Credit: Kurdish Struggle / Flickr

另一方面，许多反威权主义人士认为库尔德人对至今仍被当局囚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的个人崇拜是个问题。虽然这种个人崇拜令人不安，但考虑到实际的权力关系，很明显他早已不再能够领导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决策权早已交由地方。我倾向于认为奥贾兰的象征是流动的，慢慢地从类似于斯大林的形象向杜鲁提（Durruti）[5]的形象靠近。

库尔德人的斗争——特别是罗贾瓦地区——首先展现了一个社区和其中的人们敢于去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社会，它以平等和正义为基础；其次，正如萨帕塔自治区一样，它展现了反抗的领地能够让我们想象不可能。我完全支持保卫叙利亚北部罗贾瓦革命的行动。由罗贾瓦国际主义公社（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e of Rojava）组织的国际工作纵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国际团结行动的典例。Ta们的工作口号——“我们来这里学习、支持、组织”，很好地结合了ta们的团结实践。

Liam Hough：就西方而言，您认为当今在建立和维系国际主义斗争方面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我指的是能够批判性地参与且支持世界各地的运动中，同时也在我们身处之地壮大我们的力量。

Ramor Ryan：在“欧洲堡垒”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领地的基础，更恰当地说应当被描述为一种“反权力”。最好的例子是在雅典，那里的反抗社区Exarchia[6]是希腊和国际激进社群的家园。在那里，ta们将国际团结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里的人们创建了一个邻里间的社区结构，为难民和移民提供支持，ta们没有区隔，而是生活在一起，ta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斗争。活动人士占领建筑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居所，由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运作的各种社会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社区内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举措，所有资源都得到了共享。

走在Exarchia社区中与那里的同志交谈，你可以明显体验到到一种日常的团结感——不仅仅是与难民和移民团结在一起，还包括与基于社区的全球社会和政治运动团结在一起，与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成千上万人可以被动员起来参与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动，警察在这一地区从来都不受欢迎——通常ta们都只会以骑摩托车的恐吓团伙出现。

多年来，Exarchia一直是帝国主义核心区域的一个鲜活的反权力中心，它致力于以互惠的形式支持边缘地区的发展。这是一个对霸权地位的威胁的典型，这也是为什么ta们面临着国家机器的无情镇压。现在，在Exarchia广场中心兴建地铁站的项目以及Airbnb猖獗地对该地区居住空间的商品化，导致了该社区的快速士绅化，这使得该社区就像一块被围攻的领地。Exarchia当然也在反抗，尽管自2019年以来ta们被逐出几处占领地，但基本的原则仍然存在。

Exarchia并不是特例，欧洲各地都有反系统的（anti-systemic）另类实践，尽管规模较小，形式不同。例如，我在莱比锡的Connewitz社区和马德里的Vallekas社区都见过类似的自治项目。哥本哈根的Christiania则是不太一样的——更像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社区，不过也有相似的特点。这些社区共享的因素是人们对于共同性、以及可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促进互助的非资本主义的举措的渴望。

去年，萨帕塔组织的“生命之旅”为横跨欧洲的集体和组织编织起一张反抗的网络。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气候危机、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严重的不平等，欧洲正经历着一段黑暗的时期。反系统的节点展现出了一种激进的替代性选择和一线希望。用Che的话来说，我们需要一个、两个、三个、几百个像恰帕斯一样反抗的领地。

Liam Hough：您在拉丁美洲生活了多年，并翻译了几本关于拉丁美洲不同的国家的社会运动的作品；三本Raúl Zibechi的书和最近的一本Hernández Navarro的书。从Raúl Zibechi谈起，您认为从阅读他的作品和他参与的运动中，我们能学到什么重要的经验？

Ramor Ryan：Raúl Zibechi是拉丁美洲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在上世纪70年代是乌拉圭反对军事独裁的积极分子。作为一名激进的调查者，他一生都在与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中，以一种新的解放的形式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他将其称为运动中的社会，并不懈斗争。

在Territories in Resistance: A Cartography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2012)一书中，他聚焦于从恰帕斯的萨帕塔到智利的Mapuche的反系统、非国家主体运动，在这些地区，解放不仅仅是目标，也是日常斗争的过程。这些是落地于边缘农村的独特的、新的社会形式，例如巴西的无地工人运动（the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还有玻利维亚El Alto的城市原住民社区等等，他在Dispersing Power: Social Movements as Anti-State Forces (2010)一书中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内容。它们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特征，事实上存在于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抵抗之中。

Zibechi将拉丁美洲国家视作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结构，具有固有的压迫性。在The New Brazil: Regional Imperialism and the New Democracy (2014)一书中，他批评了左翼的Lula当局和巴西工人党。尽管实施了一些政治改革，但Lula政府对于资源开采政策、采矿产业、单一文化和大坝的依赖揭示了其基础仍延续着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地区性的次帝国（regional sub-imperialism）形式。

他毫不动摇地批评政府，尤其是所谓的左翼政府——拉丁美洲所谓的“粉红浪潮”（Pink Tide）——包括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AS）。对于Zibechi而言，莫拉莱斯的剥削主义政策和对草根社会运动的背叛足以让他在执政14年之后下台。他支持2019年反对莫拉莱斯的大规模抗议，但反对随后发生的军方领导的右翼政变。

然而，他的反国家主义立场招致了支持莫拉莱斯的左翼的攻击，污蔑他支持右翼政变。Zibechi支持反对官僚化的左翼的反系统运动，但他明确地区分了自下而上的运动和左翼发起的运动与例如上层精英支持的玻利维亚政变之间的区别——即被压迫者发起的运动和压迫者发起的运动的区别。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支持中央集权的左派和反威权主义的左派之间的重大分歧。

Zibechi对于左翼执政党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欧洲的情境，例如希腊Syriza政党的失败或者西班牙“我们能”党令人失望的表现。与巴西Lula政府和工人党一样，左翼政府为了压制强大的草根社会运动，采取了拉拢反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策略。

Liam Hough：您最近又翻译了Luis Hernández Navarro的作品Self-Defense in Mexico: Indigenous Community Policing and the New Dirty Wars (2020)。我知道这是一项您同样也非常热衷的另一项工作。在您看来，这项工作为什么重要？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废除警察制度并采取替代的执法形式感兴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学到什么经验？

Ramor Ryan：Luis Hernández Navarro是墨西哥最著名的左翼作家和记者之一。在Self-Defense in Mexico上，他报道了墨西哥社会运动对毒品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墨西哥的很多地区都被强大的贩毒集团占领，陷入暴力和恐怖的泥潭中。这些地区的社会运动在冲突时期采取了自卫的形式应对。

Luis Hernández将读者领入Michoacán, Guererro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的农村地区的原住民社区，这些地方的毒品战争非常普遍，他从当地人的视角来展现这些冲突。这些被孤立的城镇和村庄在与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勾结的毒贩控制下生存，一旦ta们站起来保卫自己，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情况令人沮丧，但也是一个有着伟大的集体勇气和韧劲的故事。

Popular self-defense group practices for yearly Independence Day parade in Cheran, Mexico. November, 2016. Photo: Tim Mansel / Flickr

关于废除警察制度和采取替代性的执法形式，Luis Hernández首先指出了这些社区中采取的不同形式的自卫模式。主要的两种形式——公民或社区警察与村庄中的义务自卫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社区警察驻守在原住民社区并由社区自治机构任命。社区警察对社区负责，一般采取轮岗制——这是传统的社区公共服务系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卫或自主防御力量是对外部武装威胁的一种应对措施，由来自社会各界的个人武装者组成——从富有的农场主到水果采摘者都会参与。Ta们不受所保护的社区指挥。

例如Guerrero的自治区政府地区协调委员会（CRAC）是一个自主组织的警务组织，覆盖周边十多个农村地区和村落，它有助于学习在社区中处理警务的经验并想象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这种自治网络是墨西哥各地原住民恢复ta们的传统惯习和实践的进程的一部分。

虽然这些模式可能只适合于墨西哥的情境，但它们与其他情境中废除警察制度与采取替代性的执法形式的举措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历史上，以黑豹党为例，这种理念以建立自卫团体付诸实践，这种自卫团体被认为是一种社区警察结构。Huey Newton关于社区间主义的理论著作不仅预见了Guerrero的原住民的警察实践，同样也预见了萨帕塔的实践。

Luis Hernández作品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揭露了国家如何利用毒品战争来攻击社会运动，例如2014年在Guerrero的Ayotzinapa，43名抗议的学生失踪并被谋杀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人权保护组织最初将其定性为一场大屠杀，然而事实证明Guerrero的政客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也是同谋。

同时，他也让我们了解了例如Rocio Mesina这样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平，她在1995年Aguas Blancas大屠杀之后声名鹊起，当时安全部队向要去Guerrero抗议途中的农民开枪，造成17人死亡，Rocio幸免于难，但她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几位家人。

作为国际团结行动的一部分，Rocio于1996年来到都柏林以让更多人了解Guerrero当局对民众的镇压。Luis Hernández讲述了Rocio由于她保卫自己的原住民社区的行动在2013年被一名雇佣杀手谋杀的故事和背景。她的死亡被伪装为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事件，但人权保护组织调查并找到了州长指使这次暗杀的证据。

最后，对于已经逝去的同志，Liam你提到你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The Dawn of Everything读书会的成员，你介意我提一下大卫·格雷伯2001年在热那亚的事吗？权当是一种悼念。

请便。

当警察谋杀了Carlo Giuliani的第二天，格雷伯和我就站在了大规模的示威者的最前面。当游行队伍转到海边一个宽阔的人行道上时，大批防暴警察封锁了道路，并开始发射催泪瓦斯。在恐慌和混乱中，他忙着捡起冒烟的催泪瓦斯罐，并把它们扔离人群。他并不是一个好的投弹手，他知道他不能把它们扔回警戒线，但他知道他可以安全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扔到海里，远离人群。

警察冲过来的时候我和他走散了，我知道他在热那亚的时候经历了一段痛苦难忘的时间，当局在猎捕示威者，但这就是我怀念他的方式——在前线走来走去，将瓦斯罐掷向大海。我确信存在某种隐喻，它揭示了他性格中可能人们并不熟悉的一面。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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