岌岌可危的民主：全球权力更迭中格鲁吉亚的选择
Democracy in Peril:
Georgia’s Choice Amid Global Shifts in Power
/ 本文共9292字，阅读约需要10分钟
原文作者：Maia Barkaia
发表时间：202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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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P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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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28日以来，浩浩荡荡的人潮不断涌入第比利斯市中心的Rustaveli大道。白天，各色抗议者队伍分散行动，夜晚，ta们汇聚成一股汹涌的浪潮。自1991年格鲁吉亚独立以来，该国从未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这一切并非由任何政治领袖主导。有人试图将抗议活动框定为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Georgian Dream party）与其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较量，但这次不同寻常的抗议，是民众自己站在前线，而非政客。在此背景下，总统Salome Zourabichvili被认为是向国际社会扩大格鲁吉亚人民声音的扩音器，同时为ta们努力捍卫的政治争取支持。
这场运动体现了抗残酷政治现实与抗议中团结起来的坚忍不拔的躯体之间的斗争，抗议的人们围绕着ta们对团结一致重塑格鲁吉亚的未来的决心而联合起来。如何理解这一前所未有的抗议？这究竟是民众对政府向俄罗斯倾斜的愤怒呐喊，要求坚持亲欧盟路线？还是对逐步蚕食民主权利、滑向威权主义的反抗？抑或是全球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格鲁吉亚梦想党又如何利用“主权”与“去殖民化”来巩固其政治权力？
在本文中，我希望向我的非格鲁吉亚同仁、朋友及同志们发出呼吁，以挑战目前对格鲁吉亚局势的几种主流解读，并尝试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翻译当地的复杂语境。我不会直接引用我所回应的特定观点，它们反映了一种宽泛的、症候性的、集体的叙事。这些观点来自左翼、全球南方以及中立立场的倡导者——这些自诩高举“反帝国主义”旗帜的人。在下文中，我将这种集体叙事称为“阵营主义”（campist），即认为世界被分割成对立阵营或势力范围，并将大国视为历史的主要驱动力。Ta往往倾向于站在权力的一边，包括威权政府和那些自身也曾施行帝国侵略的政权，而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反对西方。
Rustaveli大道上的抗议活动，第比利斯，2024年11月30日 / Mautskebeli摄
11月28日，声称在10月26日选举中获胜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宣布暂停与欧盟的入盟谈判，直至2028年。这一决定首先震动了格鲁吉亚民众的地缘政治愿景，明确背离了格鲁吉亚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根据民调，81%的格鲁吉亚人支持加入欧盟。然而，这一声明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唯一的导火索。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进一步探讨更深层的背景。政府对抗议活动的回应是不成比例的和压制性的，政府大量使用催泪瓦斯、水炮、非法拘捕与暴力殴打。截至目前，已有460多名抗议者（包括记者）被捕，其中300人声称遭受严重殴打及其他虐待。甚至连一向被指责偏向政府的格鲁吉亚公共事务监察专员都将警方的暴力执法称为“酷刑”。
抗议者提出的直接诉求得到了包括总统Salome Zourabichvili在内的多方支持，主要有两点：第一，举行新的自由公平选举；第二，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者。然而，这场运动的长期目标则更进一步，不仅要求推翻政府在过去两年内通过的一系列打压民主、巩固执政党的立法，还呼吁格鲁吉亚重新坚定走向欧盟一体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的民主空间正在进一步收缩。抗议期间，格鲁吉亚梦想党匆忙在议会推动并通过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法律修正案，严重侵害了公民的抗议权利。其中，对《公共服务法》（Public Service Law）的修改简化了政府解雇公职人员的流程，使其更容易因政治立场遭到解职。活动人士指出，这一修订侵犯了劳工权利，并加剧了公共部门的政治迫害风险。此外，被解雇者即便通过法院诉讼成功，也无法复职，只能领取三个月的工资补偿。在此法案通过前，第比利斯市长Kakha Kaladze曾公开威胁市政府雇员，称如果ta们签署反对暂停入欧的请愿书，将面临解雇。事实上，在过去一周内，即便该法案尚未正式生效，已有多名公开批评政府的公务员被市政府解职。
随着抗议活动的持续，格鲁吉亚梦想党又迅速推动了一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修正案，大幅扩大警方的拘捕权力，使警察可以在“怀疑”公民可能犯罪的情况下，将其拘留48小时。根据此修正案，警方无需实际证据，仅凭个人判断，即可实施逮捕，而被捕者甚至无需有任何犯罪意图。这些新法案还加强了对集会和示威活动的限制，提高了对抗议者的罚款金额，并简化了逮捕程序。在当前执法部门已开始从民众家中、车辆中、街头强行带走抗议者的情况下，这些法律的修订尤为令人警惕。如今，抗议者的斗争已不只是捍卫民主权利，而是在阻止国家乃至每一个公民的家园，沦为一座巨大的监狱。
抗议者被水炮驱散，第比利斯，2024年11月29日 / Mautskebeli供图
被误导的棋子，还是历史的主体？
我所回应的“阵营主义者”所采用的总体框架，将当地抗议者描绘成腐蚀性因素，并仅仅将格鲁吉亚视为全球大国的棋子，认为该国被这些力量所挟持，而忽视了一位亿万富翁寡头对格鲁吉亚的全面控制。这种范式认为历史仅由强权塑造，将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框定为被动的历史旁观者。而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则过度强调独立国家的能动性，往往忽视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如何促成不均衡发展，并限制了国家自主权。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充分展现一个受到外部和内部动态共同影响的复杂现实。尽管地缘政治无疑重要，但地方的历史与政治情境同样不可忽视。
首先，将抗议者描述为天真地等待被拯救的“被误导的棋子”，实际上忽略了格鲁吉亚本地政治环境中所蕴含的潜在政治力量。这些抗议者们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植根于格鲁吉亚长期以来为民主与独立斗争的传统，ta们寻求的是团结和盟友，而非救世主。其次，在主流的阵营主义叙事中，“西方”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主题，即便是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中，西方仍然是隐含的参照点。借鉴Dipesh Chakrabarty的理论框架，我认为帝国主义的评论者们依赖于被视为普适性的理论范式，但这些范式往往是在缺乏对非西方历史和帝国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将西方帝国主义作为分析核心的方式反映了一种理论偏见。而我并非要否定普适性的理论，而是想要拓展和完善它们，以确保它们能够涵盖世界的异质性。如果这封信是写给格鲁吉亚人，我反而会质疑另一种偏见——即以格鲁吉亚－俄罗斯关系的单一视角来看待世界，甚至是将局势视作一个内部社会问题。
阵营主义的叙事仅在“西方－全球南方”的紧张关系或大国竞争的框架内承认“能动性”，因此无法理解超出这一僵化概念的其他能动性形式。因此，ta们不断将抗议者标签化，称其为“颠覆性因素”“被洗脑的少数派”或“受反对党操纵的群众”。这些论调假设，如果没有“煽动者”，格鲁吉亚人将保持被动、无知和无动于衷。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能动性？它是否仅仅是抵抗西方支配的同义词，抑或正如Saba Mahmood所提出的，是一种受历史性支配与从属关系塑造和促成的行动能力？要理解格鲁吉亚的抗议运动，我们必须考察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支配关系。
阵营主义的范式严重限制了我们全面理解后苏联地区人民的愿望、斗争和恐惧的能力。针对乌克兰问题，学者们已经指出这一主流框架是一种“认知帝国主义”（epistemic imperialism）和“帝国间主义”（inter-imperialism），即乌克兰问题总是被同时放置在西方中心和俄罗斯中心的双重透镜下分析。尽管两者看似对立，但在理解后苏联空间的问题上，这两种观点往往殊途同归，强化了一种削弱本地能动性、优先考虑外部大国的简单化叙事。这些观点横跨左翼和右翼，由不同的逻辑支撑，但最终仍然复述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即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运作，主要关注自身生存。矛盾的是，这种观点一方面将俄罗斯塑造为理性行为者，将其在周边国家的战争合理化为对外部威胁的逻辑回应，另一方面却未能赋予外围国家同等的考量。这些小国同样可能基于生存需求选择与其他势力结盟，以应对长期以来邻近帝国所带来的直接物理威胁。一个像格鲁吉亚这样的外围小国，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该国的联盟选择，而在于它是否拥有作出这些选择的基本权利——或者它是否必须屈服于地区帝国的意志。
如果将格鲁吉亚与欧洲机构的关系视为孤立的事实，而不加以历史背景考量，那将是缺乏历史意识的。首个后苏联格鲁吉亚政府与少数几个前苏联共和国一道，拒绝加入独立国家联合体（CIS）。1991年，格鲁吉亚爆发内战，导致首任总统被推翻。到1992年，该国已处于军阀控制之下，而1993年，在时任总统Eduard Shevardnadze的请求下，俄罗斯黑海舰队指挥官Eduard Baltin介入，结束了内战。作为交换，Shevardnadze被迫签署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的法令，随后俄罗斯边防军被部署在格鲁吉亚与土耳其的战略边境以及海上边界。接踵而至的是一项从未被批准的协议，该协议允许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境内设立军事基地，这严重损害了格鲁吉亚的主权。
然而，自1996年起，格鲁吉亚政府加大力度与欧洲机构建立关系，试图减少俄罗斯的军事存在，收回对自身边界的控制权，并解决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冻结冲突。尽管如此，俄罗斯军队的撤离过程依然漫长而艰难。1999年，《伊斯坦布尔公约》的签署成为俄罗斯军事基地撤出格鲁吉亚的关键步骤，最终，直到2007年11月，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才完全撤离。仅仅一年后，2008年8月，俄格战争爆发，标志着又一次重大升级。历史事实表明，俄罗斯一直试图保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格鲁吉亚主权构成持续威胁，使得防御姿态成为格鲁吉亚的本能。阵营主义者声称格鲁吉亚人是被西方煽动而对抗俄罗斯的，但正如其他案例一样，这一结论源于ta们对历史的无视。事实上，政治对立长期以来是格鲁吉亚－俄罗斯关系的核心，格鲁吉亚的现代国家建构从一开始便受到这一根深蒂固的对立的塑造。
帝国的臣民注定要时刻保持警惕，生怕越界。深思熟虑后决定跳出“势力范围”是对这一臣属身份的挑战。它代表着脱钩与主权确立的过程，而拒绝邻近帝国的权威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顶，随时可能引发帝国干预。尽管主张中立的评论者建议格鲁吉亚应“留在势力范围内”，但历史表明，俄罗斯不断展现的武力姿态远非单纯的“暴露狂”。作为一个毗邻型帝国，沙俄将被征服的地区视为自身领土的延伸，因此，帝国的瓦解被等同于其领土的丧失。再加上俄罗斯对自身殖民历史的否认并拒绝放弃对该地区的控制，使得格鲁吉亚的独立和去殖民化进程始终未能完成，而是陷入历史的漩涡中反复挣扎，并被置于一个特殊的权力轴线上。
“中立专家”们忽略了格鲁吉亚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位置、历史背景与政治语境，建议该国避免加入任何可能激怒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联盟。实际上，ta们的中立观并非真正的中立，而是要求格鲁吉亚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相比之下，19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们并不接受世界必须被划分为势力范围的观念，而是主张独立与自决。此外，中立性的实现受到特定的背景和权力格局的限制。首先，在没有直接面临某个大国威胁的情况下选择中立，与在某个大国威胁阴影下的中立有着本质区别。其次，在实力相当的对立势力之间保持中立，与在显著实力悬殊的权力格局中宣称中立，也完全不同。例如，印度在与邻国的关系中采取的一种“管理型中立”策略，并不适用于后苏联共和国，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具备与俄罗斯进行类似博弈的筹码或对等地位。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在单极、两极，还是多极世界秩序中，全球并未被划分为势均力敌的国家群体。所谓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并未处于均等的脆弱和压迫之下，而是存在层层嵌套的权力等级。在帝国体系的多极竞争格局下，最强大的国家争夺主导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寻求联盟以抗衡对其构成最直接威胁的强权。
我所批判的阵营叙事完全忽视了本地的民主实验，轻率地将当前的抗议视为又一次“西方自由民主洗脑”的结果。尽管当前全球权力格局确实使某些民主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但格鲁吉亚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恰恰表明该国对民主的追求已不仅仅是对既有模式的机械模仿。我们的集体记忆承载着多种民主实践的尝试，尽管它们大多未能完全实现。这些抗议运动不仅有望回应本地需求，也可能为更广泛的民主危机提供解决方案——即通过追求扎根于地方的、解放性的、多声部（polyphonic）民主形式，使民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之上。
格鲁吉亚最早的民主实验之一发生在1902年至1906年间，当时位于Guria地区的农民最初因土地权问题而起义，随后提出了累进税制、全民免费义务教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诉求。最终，这场运动发展成农民自治政权，但遭到沙俄政权的武力镇压。1918-1921年，在格鲁吉亚第一共和国成立的机遇下，这一民主实验得以复兴，该共和国由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领导。正如政治法律学者Vakhtang Menabde和Vakhtang Natsvlishvili所指出的那样，主张的那样，第一共和国以直接民主原则为立国基石。社会民主党人发展出了一种“非中介民主”（non-intermediary democracy）的概念，这一模式强调人民主权，并成为宪法及政府治理原则的核心。这一框架旨在对抗权力过度集中于议会和统治阶层的问题——第一共和国的领导人，如Noe Zhordania，曾批评原有的权力结构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和影响治理的机会。在这一体系下，政治权力不仅属于立法机构，同时也由人民共享。这种制度赋予公民参与治理的权利，并允许ta们对议会多数派管辖之外的机构施加影响。最近由Luka Nakhutsrishvili编辑出版的一部文集强调，第一共和国是一个真正多声部的民主实验，它试图将主权从统治阶级手中转移至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格鲁吉亚的民主有着双重谱系：从历史上看，它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的、可复制的治理工具；更是通过本土斗争发展起来的一场独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实验。
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游行，第比利斯，12月28日 / 供图：Mautskebeli
“牺牲区”与武器化的恐惧：格鲁吉亚威权主义的主权之手
针对阵营主义的论述，我们有必要审视“主权”这一概念如何被格鲁吉亚梦想党利用和扭曲，以掩盖其威权主义权力巩固的实质。阵营主义者将最近的立法变革描述为服务于格鲁吉亚的国家利益，并将执政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等同于人民。要揭示格鲁吉亚梦想党如何操纵这些理念，我们需要从草根运动的背景下考察 2024 年通过的立法举措的深层影响。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主权”已成为一个流行术语，常被不同势力出于各自目的所援引甚至滥用。我们必须区分“主权”在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含义，否则将平等主义行动者对主权的诉求与反平等主义的威权力量对主权的篡夺混为一谈，既误导公众，也具有操纵性。从平等主义的角度来看，主权围绕着人民影响政治进程及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而后者往往导致发展不均。然而，格鲁吉亚梦想党以及其他采取类似路径的国家，则利用主权话语垄断权力，对抗人民。Ta们削弱超国家机构的影响力，并非为了公共福祉或民主赋权，而是为了保护并巩固由少数资本集团掌控的利益。
1990 年代，格鲁吉亚刚刚独立，国内混乱的政治秩序使得少数人得以攫取国家财富，开启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第一轮浪潮。2003 年“玫瑰革命”后，新成立的“统一民族运动”（United National Movement）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整体经济增长，但未能解决失业和贫困等社会根本性问题，导致一些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威权新自由主义”。政府在 2000 年代继续依赖私有化政策，而当格鲁吉亚梦想党于 2012 年上台时，国内可供出售的资产已所剩无几，唯一尚未被开发的是遍布全国的山脉及其丰富的水资源，这些能源储备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在经济政策延续的同时，格鲁吉亚梦想党近年来加强了威权统治，不仅通过立法手段强化权力，还对反对派施以暴力，最终形成了寡头政治体制。Ta们将政策重心转向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私有化，以获取更多财富。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局必须压制异见声音，并牺牲整个地区。
近年来，该党推动了一系列威胁民主、维护经济和政治精英利益的法律，意在彻底巩固寡头的绝对权力。例如，2024 年通过的“离岸法案”（Offshore Law）为将离岸资产转移至格鲁吉亚的离岸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使其免缴企业利润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进口关税。这项法案大幅提高了格鲁吉亚成为洗钱中心的风险，甚至可能涉及受制裁的俄罗斯寡头。讽刺的是，格鲁吉亚梦想党一贯反对任何使社会底层受益的累进税收制度，却急于匆忙通过这样一部明显有利于最富有的人的法律。数据一致表明，累进税收较低的国家往往伴随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反过来又强化了政治不平等，因为经济鸿沟越严重的社会往往有着由富人利益主导的政治制度。在格鲁吉亚，这种关系动态使得主要寡头能够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促使政策更加倾向于服务ta们自身的利益、权力的集中并进一步让少数“天选之人”致富。
另一部助长威权主义巩固权力的立法是所谓的“外国代理人法”（Foreign Agents' Law）。该法律要求所有接受超过 20% 海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然而，受到外国资助的不仅仅是公民社会、研究和生命救助项目，事实上，格鲁吉亚的整个经济都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都涉及外资，这些项目往往伴随着“牺牲区”的出现。因此，《外国代理人法》不仅仅是对民主的抽象威胁，它同时也为政府压制任何批评其经济政策的意见提供了定罪机制。例如，近年来格鲁吉亚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拯救里奥尼山谷”（Save the Rioni Valley），完全由普通公民（包括移民）资助，反对大规模水电开发。然而，由于该运动获得了环保组织的支持，政府便将其污名化，将其贴上“境外势力煽动”的标签。这部法律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其“语义问题”，如某些“中立”学者们所称，而在于政府利用它将社会运动非法化，诋毁其正当性，使其成员在法律、政治和道德层面上被边缘化。
另一个典型的“牺牲区”案例是Sakdrisi古金矿遗址，俄罗斯公司RMG获得了当地的采矿许可证。尽管遭到考古学家和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对，文化部仍将其从受保护遗址名单中移除，并允许该公司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遗址之一进行爆破作业。考古研究表明，Sakdrisi遗址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初，是全球最古老的金矿之一。RMG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造一个考古博物馆来存放开矿过程中发现的文物，与此同时，该公司将继续采金并获得临近村庄的更多采矿许可。格鲁吉亚政府的选择是优先考虑采矿利益，牺牲整个村庄。例如，在Chiatura地区，由于锰矿开采过度，Shukruti村已近乎被摧毁，房屋崩塌，土地塌陷，村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吞噬。
后苏联时代，国际社会在格鲁吉亚推广民主的过程中，一直基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互脱离的假设，即公民自由和权利可以抽离出社会平等来实现。在2003年至2012年由统一民族运动执政期间，这种脱离尤为明显——政府专注于放松管制和制度改革，却很少关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民主化。讽刺的是，现有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权利并非源自民间压力——因为政府往往忽视民众的不满——而是欧洲化进程的一部分。根据2014年《欧盟-格鲁吉亚联系国协定》（EU-Georgia Association Agreement）的要求，格鲁吉亚政府必须使其劳动法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因此，2020年，格鲁吉亚在恶劣的劳动条件背景下通过了新的《劳动法》，当时工人面临着工作场所的歧视、超长工时、高企的工伤和工作死亡率等问题。这一案例再次表明，国际劳工标准往往被用作一种筹码，以向本地的寡头政权争取权利。同样，Tsotne Tvaradze等草根活动家们也援引这些国际标准，来支持ta们关于社区参与影响当地环境的政策决策的民主权利的观点，例如Balda Canyon的私有化问题。
“主权民主”这一概念是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家们的核心叙事，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巩固倾向威权的政府，二是，如Ivan Krastev所言，通过其与反帝国主义主权的表面关联，在意识形态上吸引全球南方的共鸣。历史上，反帝国主义主权曾用于挑战国际压力，维护民众利益。然而，格鲁吉亚梦想党却利用“主权”这一话语来掩盖权力，逃避公众监督，拒绝遵循民主原则，也不回应人民的诉求。因此，格鲁吉亚梦想党的威权主义既反西方，又反民众，其核心驱动力是对民主参与的深深恐惧。在这种框架下，反对格鲁吉亚梦想党就被等同于反对格鲁吉亚人民，这种修辞手法与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如出一辙——在那里，任何对普京的反对都会被描绘成对国家的背叛。此外，追究格鲁吉亚梦想党领导层的责任，也会被塑造成对格鲁吉亚人民的攻击。这种将公众利益与统治精英利益混为一谈的做法，实际上塑造了一种“圈养式民主”——即在这种民主模式下，“穷人永远不可能获胜”。这一被稀释的民主版本试图调和无法调和的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理想，使其成为当代格鲁吉亚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安全的框架，因为它并不触及核心的剥削与支配体系。当前捍卫民主的抗议运动，正具备挑战政治与经济领域割裂现状的潜力。真正的政治平等与直接参与不仅是影响更广泛政治进程的必要工具，同时也是解决和改变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在当今世界，格鲁吉亚社会有许多合理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对被迫流离失所的恐惧，以及健康保障的恐惧。然而，这些真实的担忧和不满，却被当前政府刻意制造的对LGBTQI+权利的恐惧所掩盖，与此同时，ta们也在渲染对战争的恐惧。反性别平权是一种全球现象，源自各种全球势力交织的意识形态网络。然而，在其本地化的变体中，它往往被用来强化这样一种叙事——即“支持同性恋的西方”与“传统的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而格鲁吉亚梦想党则利用恐同情绪作为政治武器，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巩固权力。过去一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立法措施，正在严重削弱公民参与政治进程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而2024年9月17日通过的立法方案更是进一步限制了LGBTQI+群体的权利与自由，其最终目的是加剧社会分裂。这一政策出台的时机也极具策略性——本应因为共同的恐惧与脆弱性而团结起来的社会，如今却被人为制造的文化战争进一步分裂，阻碍了社会内部可能形成的互助与团结。
政府对LGBTQI+群体的立法打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多重用途的策略：它将社会经济焦虑转化为社会恐惧，并通过转移公众愤怒，让被压迫的社会群体成为靶子，转移了对统治精英的愤怒。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政府以“国家主权”之名妖魔化欧盟，其根本目的是压制反对声音，阻止民众对反社会政策的抵抗，同时巩固政权。格鲁吉亚梦想党不断强化那种人为制造的文化鸿沟，例如“同性恋友好的”西方和“传统的”东正教世界，这一策略与俄罗斯世界倡导者的宣传方式如出一辙。这些尖锐的二元对立叙事正服务于俄罗斯世界以宣传俄罗斯与前苏联共和国的“文化同质性”，同时突出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这种所谓的“文化同质性”，试图让所有后苏联国家的利益等同于俄罗斯的利益，从而掩盖不同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历史关系。最终，对文化同质性的强调并制造文明鸿沟，有助于俄罗斯转移人们对其真实威胁的关注，将焦点从俄罗斯可能的干预，引向所谓的“文化异质”社会的威胁。这一策略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可以从一场记者采访中窥见一斑：记者：“你希望格鲁吉亚被俄罗斯统治吗？”特种部队指挥官：“你想被‘Pederasts’统治吗？”（注：“Pederasts”是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类似的并列手法曾在2015年乌克兰的政治语境中出现，一位议员曾表示：“基辅市中心举行同性恋游行，总好过让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首都。”
虽然格鲁吉亚梦想党利用当今世界人们对现实的正当恐惧，挪用了主权、去殖民化、和平等解放性概念，但这些概念在其手中却被彻底掏空了实质内容。例如，真正的去殖民化，本意是摒弃对自然的掠夺，与自然共生，并消解人与非人世界、民族与民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等级体系。然而，在威权政权手中，所谓的“去殖民化”只是为了扩张ta们自身维系等级剥削的能力。然而，持续进行的抗议，有可能恢复这些概念的真实意义，并完成尚未完成的独立进程，为建立一个真正基于正义、自由与团结的新型社会铺平道路。在这场抗议运动中，格鲁吉亚人民同时面对两重时间维度：一方面，ta们抵制当下的威权主义；另一方面，ta们也在共同塑造一个以联合为核心价值的，更具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的第三共和国。
（全文终）
“TO CONTINUE，TO STRUGGLE”
国际同文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