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minist History of Colonial Science作者：朗达·席宾格 Londa Schiebinger / 译者：核桃
摘要：本文将对科学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做一个简要概述并引入一个新的项目到女性主义的殖民科学史之中。我的案例研究聚焦到18世纪大航海时期的科学发现过程，揭示了在欧洲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殖民过程中搜集的选择性策略的。文化、经济与政治趋势阻碍了“旧世界”的流产药迈向”新世界“的步伐。（这种药曾在美洲印第安妇女和非洲妇女中广泛使用）To cite this article: Schiebinger L. Feminist History of Colonial Science. Hypatia. 2004;19(1):233-254. doi:10.1111/j.1527-2001.2004.tb01276.x
历史学家热衷于给事物贴上日期，他们将女性主义科学史的起源追溯到卡罗琳·麦钱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Death of Nature, 1980）的出版，当然，5世纪的克里斯汀·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和19世纪30年代的克里斯蒂安·哈利斯（ChristianHarless）在早已说过相关的事情了。早期的女性主义科学试图回答女性所面临的挑战——由于女性的天性（被认为贴合自然），她们被认为无法创造出伟大的科学，只有极个别的女科学家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独特领域获得诺贝尔奖，例如玛丽·居里、莉莎·迈特纳和芭芭拉·麦克林托克。与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很快从强调个别杰出女性的成就转向分析阻碍女性参与科学的结构性障碍。例如，玛格丽特·罗西特（Margaret Rossiter）的两卷本《美国女性科学家》（1982年和1995年）将女性科学家个人的历史牢牢地置于美国科学机构丰富的文化史中（另见Abir-Am & Outram, 1987；Pycior, Slack, & Abir-Am, 1996; Henrion, 1997）。 历史学家逐渐将研究重点从研究女性内部的种族与阶级差异转移到研究女性这个性别本身。在过去，历史学家关注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招募、保留等问题，随后转向了性别如何在更广阔范围内对科学文化与风气的影响。我们要重点思考的是，尽管政府与大学项目被设置来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尽管它们做出了很多善意的努力，但是这些项目并没有得到预期内的效果。一些女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科学家共同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揭开了“男性科学”的面纱（Keller, 1985; Haraway, 1989; Harding, 1991）。学者们关注的是女性文化理想与科学文化理想之间历史冲突的不同方面。许多学者将这种冲突追溯到科学的公共领域与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之间的深刻鸿沟，前者可能充斥着男性化的理性、不偏不倚和智力上的阳刚之气，后者则散发着女性化的温暖、温柔的感觉和安静的直觉（参见Schiebinger, 1989）。另一些人则认为，男性对科学文化的控制源于长久的社会纽带，男性的创造力在科学领域能够被激发（见Noble, 1992; Biagioli, 1995）。还有一些人认为，科学的男性特征是早期科学社会及其文明经济的产物，这种文明经济依赖于具有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绅士作为真理的见者（Shapin, 1994）。虽然“科学是男性化的”的话语激怒了许多女科学家，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机构改革下，科学仍然通过塑造科学文化（更广泛地说，作为职业文化）以适应“男性户主”的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另一个名为“揭示研究结果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项目中，学者们也做了许多批判，这一关键步骤颠覆了“科学是性别中立”的说法，并强调了性别不平等如何被纳入知识本身的生产和结构中（见Hrdy, 1981; Hubbard, 1990; Leonardo, 1991; Geroand Conkey, 1991; Fausto-Sterling, 1992; Schiebinger, 1993; du Crosand Smith, 1993; Squier, 1994; Spanier, 1995; Potter, 2001）。甚至在最近，历史学家们一改对科学研究的挑剔，转向强调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潜在创造力。学者们开始发问，女性主义——既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运动，又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如何给科学带来新的问题和重要发现的。例如，生物医学研究就是女性主义在科学领域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块领域。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在概念上往往很简单（被忽视的女性研究对象），但结果却很引人注目:妇女参与基础医学研究的权利现在得到了联邦法律的保障（见Feeand Krieger, 1994; Ruzek, Olesen, and Clarke 1997; Schiebinger, 1999）。 女性主义科学史，就像更普遍的女性主义史一样，已经发展到发展成为一个严肃的分支学科。虽然这有好处，但它也有缺点，它的主题往往局限于关于女性或性别的书籍，或者是关于女性或性别的独立课程，或者是在学期中单独设置一个单元来讲述，类似于过去把种族视为一个单元一样。我们仍然需要培养学生批判性别分析的方法，以便将性别研究纳入整个科学的主流。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学生需要接受灵长类学或医学学方面的训练，才能在这些领域脱颖而出，但许多人似乎认为，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习得”对性别的理解。然而，理解性别和科学的其他社会面向仍然需要研究、发展和训练，就像在任何其他智力努力的领域一样。整个大学的学生都需要配备能够应用于基础研究的性别分析工具（参见Schiebinger, 1999）。在布朗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系任教的Anne Faustoo-sterling开发了一门示范课程——“社会背景下的胚胎学”，旨在教授与关键伦理和社会问题相关的比较脊椎动物胚胎学。在不失去“科学”的前提下，她围绕遗传、流产、疾病儿童出生等问题设计了一些讨论，例如，科学家如何决定什么是“正常”和“异常”发育。她的课程要求科学学院学生首先理解科学问题从何而来，以及它们如何与社会和正在进行的道德辩论相关联:简而言之，她要求未来的科学家考虑科学知识的文化复杂性，以努力产生对社会负责的科学（Faustoo-sterling, 2003）。 
虽然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已经大大增加了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科学中性别的理解，但我们对殖民或后殖民科学中的性别知之甚少。我目前的工作是分析科学发现之旅中的性别维度。考虑到航海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在1699年到1800年之间，有两三个女性作为博物学家曾参与大航海），在欧洲人努力使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讨论性别的多样（相对于单一男性视角）?当一个人用“性别的眼光”来执行一个项目时，研究的策略就开始浮现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重点介绍我的一些与女性主义科学史最直接相关的发现。然而，我的大部分大型项目都将对性别的关注主流化为各种主题:航行、跨文化接触、语言帝国主义、知识的专利、知识转移、分类方案等等（Schiebinger, in press）。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他们在哲学或科学领域的同行一样，从广泛的社会责任方法论和认识论中汲取创造性的火花。 虽然我目前的项目涉及性别问题，但我还有另外两个主要目的。首先，我要求历史学家考虑植物的文化政治。植物很少出现在关于战争、和平，甚至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中。然而，它们是重要的文化产物，往往处于政治和生态的中心的经济斗争之中。例如，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了荷兰，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夺取了世界上奎宁的供应（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让盟军几乎一无所有。其结果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中有更多的士兵死于日本的子弹（BalickandCox, 1996）。在整个近代早期，植物被大量地运往世界各地，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早在1494年的第二次航行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把甘蔗插枝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同时还带来了柑橘类水果、葡萄藤、橄榄、瓜类、洋葱和萝卜（Crosby, 1972; Brockway, 1988, 52-53）。我要强调的是，在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也就是我大部分故事发生的地方，植物在围绕奴隶制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我的项目试图为重新思考植物学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做出贡献。长期以来的叙述强调现代植物学的兴起来源于分类学、命名法和“纯粹”分类系统。虽然这种论证方式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它并没有反映出18世纪植物学的现实情况。植物学是一个国家问题，对于争夺土地和资源的新兴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植物园管理员收集稀有美丽的植物用于研究和全球交流，但他们也专门种植植物，比如金鸡纳，这对欧洲在热带气候下的殖民努力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圣文森特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花园不是由英国政府的科学部门管理，而是由陆军部管理（Drayton, 2000, 66；McCracken, 1997）。性别史要求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理解其研究对象的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起源及其含义。 这篇文章讲述的不是一个伟大的男人或一个伟大的女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伟大的植物的故事。这种植物的历史提供了这篇文章的主题，“洋金凤”（当地名称为Poinciana pulcherrima或Caesalpinia pulcherrima），并不是像巧克力、土豆、奎宁、咖啡、茶甚至大黄那样具有历史地位的英雄植物（Hobhouse, 1985; Fous, 1992; Jarcho, 1993; Zuckerman, 1999; Terrio, 2000）。尽管如此，它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植物，在整个18世纪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奴隶妇女用它来流产，否则她们的后代就会被奴役。我对这种植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因为它非常美丽，生长在令人惊叹的诱人的地方，而且因为，正如我将在下面讨论的那样，来自三种不同文化——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博物学家独立地认定它是西印度群岛广泛使用的流产药。每个航海家都观察到美洲印第安人或奴隶妇女有效地使用这种植物，并记录下了这一知识。 
洋金凤 当地名称为Poinciana pulcherrima或Caesalpinia pulcherrima
我的注意力首先被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705年的巨著《苏里南昆虫变形记》（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中的一段动人的文字吸引。其中她记录了荷兰殖民地苏里南中的非洲奴隶和印第安人如何使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她称之为Flos pavonis或“洋金凤”）作为流产药:“印第安人，他们没有得到荷兰主人的好待遇，使用（这种植物）的种子流产，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奴隶。来自几内亚和安哥拉的黑人奴隶则通过这种药物威胁殖民者，拒绝生孩子，并要求得到善待。事实上，她们有时会自杀，因为她们的待遇太糟糕了，也因为她们相信自己会重生，能够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是她们自己告诉我的”（1975）。这段话之所以引人注目，有几个原因。首先，它是由一个不平常的人写的——德国出生的梅里安是18世纪为追求科学而独自旅行的少数欧洲女性之一。女性博物学家很少出现在了解异国风情的航行中，第一位环球航行的女性让娜·巴雷特（Jeanne Baret）与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一起航行，她伪装成船上的植物学家菲利伯特·康迈尔森（Philibert Commerson）的私生女和助理（Guillot, 1984, 36-40）。在19世纪，女性，如夏洛特·坎宁夫人，多是作为殖民者的妻子来收集植物标本，她们跟随自己的丈夫旅行，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利益（Shteir, 1996, 192）。梅里安的这段话同样引人注目，因为它揭示了近代早期关于植物的地缘政治。历史学家正确地关注了与科学革命和全球扩张相关的知识爆炸，以及欧洲与其殖民地之间知识尤其是植物的疯狂转移（Bknassy-Berling, 1986-1994；MacKenzie, 1990；Pratt, 1992；Jardine, Secord, and Spary, 1995；Laissus, 1995；Grove, 1995；Millerand Reill, 1996；Rice, 1999）。虽然许多关于殖民科学的文献关注的是知识是如何在大陆和非正统传统之间产生和转移的，但我在这里探索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即重要的知识体系没有从新大陆转移到欧洲的例子。在此过程中，我开发了一种方法论工具，科学历史学家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Proctor）称之为“不可知论”（Agnotology）——研究文化诱发的无知（1995, in press）。不可知论作为对认识论的传统关注的一种平衡，将关于“我们如何知道”的问题重新聚焦到包括关于“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不知道”。无知不仅仅是知识的缺位，它本身就是文化和政治斗争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是无限丰富与多变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或地点所知道或不知道的都是由特定的历史、当地和全球的优先事项、制度和学科的等级制度，个人和职业的短视，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共同塑造的。我对了解知识的主体是如何被文化上塑造的很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分析文化如何导致人们对大自然主体的无知的。我在这项工作中的研究策略包括以下问题:18世纪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性别关系如何影响自然学家在西印度群岛异国野外的收集行为?一些关键问题影响了围绕18世纪妇女社会地位的辩论和政治倡议，包括为妇女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女性从欧洲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实验项目甚至成为科学院成员的尝试、重商主义着旨在增加国家人口和国家财富的相关政策。在博物学家探索其他土地、民族及其知识传统时，这些因素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他们的?
梅里安前往苏里南区寻找这种异域昆虫这一尝试是十分大胆的。道德与身体的迫切需要导致大部分的欧洲女性都离家更近。德国的人类学家约翰·鲁门哈奇（Johann Blumenhach）一个很典型的警告是：“白人女性如果去了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她们就会面对月经分泌失调，短时间内会出现子宫大量出血的情况，甚至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另一种经常被表达的恐惧话语是，白人女性如果在热带地区完成分娩，她们会生下和当地人肤色相近的孩子。人们普遍认为，无论父母的肤色是什么样的，非洲强烈的阳光都会孕育出黑色肤色的婴儿。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在苏里南地区失去了四个女儿，梅里安不顾市长的警告，在1699年提前写好遗嘱后，52岁的她起航前往了荷属圭亚那（现苏里南）。那时候正值当地政局动乱、总督被自己士兵枪杀后的第十年。梅里安在旅行的时候只有自己的女儿多萝西娅（Dorothea）陪同她，多萝西娅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她妈妈的研究助理（梅里安和另一位天文学家玛丽亚·玛格丽塔·基希(Maria Margaretha Winkelmann)一样，都是为女儿提供科学训练并从母亲传给女儿）。她们母女俩在苏里南做了两年的调查，收集并绘制了苏里南的昆虫与植物。在关于流产的段落中，梅里安告诉我们她是从当地被奴役的妇女口中了解到关于流产的知识与美德的。我和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约翰·里德尔（John Riddle）等人最初都认为，在这一时期，流产是“女性的秘密”之一，并认为男性医生和博物学家对这类事情只有初步的了解（Shorter, 1991；Riddle, 1992；Lei brock-Plehn, 1992；Klepp, 1994, 68-113）。在欧洲和在新大陆的欧洲种植园，负责女性生产的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通常都是男性）只有当情况非常糟糕，例如女性有死亡危险时，才会叫女性来帮忙。然而，男医生不了解流产的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有趣的是，汉斯·斯隆（Hans Sloane）在梅里前往苏里南的十年前，他就曾在牙买加工作，他还报道了一种被他称为“巴巴多斯的面粉围栏”（Flour Fence of Barbados）的植物，强调这种植物有能让人流产的特性。在梅里安航行结束后，斯隆认出了这种植物就是梅里安说的洋金凤，然后把她的工作作为附录放到了他自己出版的书里面。斯隆把拿来和北美赤杉（Juniperus sabina）比较，并写道“它极度刺激了月经，并会导致流产……它能够做到北美赤杉和一些其他强力调经药能够做到的。”（Sloane, 1707-1725, vol. 2, 49-50, 384）。 
FlourFence of Barbados
所以说，植物能够促进流产这一特性在不同的环境中被不同人发现：英国在西印度殖民统治的时候，斯隆发现了这种特性，梅里安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在苏里南同样发现，然后是法国博物学家米歇尔·德斯库尔兹（Michel Descourtilz） 在法国殖民时在法属圣多明戈（也就是现在的海地）发现。虽然关于药草能促进流产的知识被不同次数地发现，这种知识最终转换到了欧洲吗？虽然梅里安、斯隆和德斯库尔茨都提到了流产药，但他们把这种药放在了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德库尔茨和梅里安都把它定位在殖民斗争中，德库尔茨强调使用它们的“黑女”的“恶意”，梅里安强调这种植物对苏里南奴隶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生存的重要性。苏里南的奴隶忍受着极端的残暴:苏格兰雇佣兵中尉约翰·斯特德曼（John Stedman）报告说“（在18世纪70年代）一个反抗的黑人被活活吊死在绞架上，铁钩穿过他的肋骨，另外两人被锁在木桩上，用慢火烧死，六名妇女在架子上被活活折断，两名女奴被斩首（Stedman， 1992, 26, 271-72）。” 作为牙买加总督的内科医生，斯隆很清楚奴隶们会选择“割喉自尽”以逃避这样的待遇。然而，他并没有把他对“面粉围栏”的流产特性的讨论放在这个背景下，而是放在医生和寻求流产的妇女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中。关于他在牙买加的实践，他写道:“对于那些我怀疑已经怀孕的女人，她们往往会装作自己病了，以其他的名义跑到我这里来，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水，掩盖着头部、侧部或者其他地方的疼痛，她们十分狡猾地想要我给她们开出流产的药。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么什么药都不给她们开并告诉她们疼痛可以自然缓解，要么要给她们开一些其他疾病的药物，但她们都不会满意，直到我开出了流产的药，她们才会满意地离开。”斯隆以一段非常严肃的警告来总结这个药：“如果那些女人知道吃这个药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她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尝试……就像一个人能够很容易期待从树上摇下尚未成熟的果子而不给树带来任何的伤害和暴力，一个人也会很容易地期待能够对自己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和暴力的情况下实现流产。”（1707-1725, vol.1, cxliii）。斯隆并没有讨论到与他接触的那些女人的社会地位或者政治地位，无论是英国人、克里奥尔人还是奴隶。相反，他指责那些“伪装怀孕”的妇女向毫无怀疑的医生寻求流产药。他的态度得到了当时其他欧洲医生的认同。德国医生约翰·斯托奇（JohannStorch）吹嘘自己“欺骗”了一位他怀疑要流产的孕妇，只给她开了一种温和的泻药而非流产药（Shorter, 1991, 181；McLaren, 1990, 160）。 在17和18世纪欧洲医生在讨论流产药的问题时倾向于强调其危险性，这在事实上是有道理的。“流产”作为一个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助产士和妇女的范畴。当一切顺利时，医疗和掌管法律权威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女人有死亡的危险，内科医生就会被请来。因此，对内科医生来说，流产伴随着危险（James, 1743, vol.1，S.V. “abortus”or“aborsus”；另见Wilson, 1985, 343-69）。18世纪的医生必须对流产和流产药有很好的了解；药物流产往往是必要的，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医生在治疗困难的怀孕或分娩时会优先考虑母亲的生命，这是一种习惯。在有出版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的医生与下个世纪臭名昭著的反流产者Ambroise Tardieu的观点相同，他写道:“没有一个医生不知道流产的方法”；然而，他们不希望揭露这些方法，因为担心这种“恶意”会犯下新的罪行（Tardieu, 1868, 2）。斯隆自己也指出，当流产是绝对必要的时候，他更喜欢“手”（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方法）而不是流产药。根据这种方法，医生让准妈妈仰卧在床上，由三个女人按住她，膝盖向上推到胸部（这是法国男助产士弗朗索瓦·毛里索（Francois Mauriceau）的建议）。医生坐在凳子上，用油、新鲜黄油或无盐猪油在手上涂好，然后轻轻地把手指一根接一根地伸入子宫颈，直到整只手滑入子宫。赫尔曼·布尔哈夫建议给这个女人鸦片，让这些部位放松。一旦医生的手进入子宫，他就会打破胎膜，抓住胎儿的脚，“把它拉开”。接下来，他用手指将胎盘从子宫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取出。一位法国医生建议，在怀孕的最初几周，一根手指弯曲成“钝钩”，就足以将胚胎从子宫中取出（Sloane, 1707-1725, vol.1, cxliii；James, 1743, vol.I, S.V.“abortus”或“aborsus”）。除用手外，其他非草药方法也被用于流产，包括过度放血、给予各种灌洗、剧烈跳跃和骑马，以及对大腿大动脉施加压力（一种被称为汉密尔顿法的技术）（见Ersch&Gruber, 1818, S.V.“Abtreibung”）。 加勒比和南美洲的土著和奴隶人口在多大程度上会实行避孕和流产?充分的证据表明，加勒比地区的土著居民——泰诺人（Tainos）、加勒比人（Caribs）和阿拉瓦克人（Arawaks）——在与其他洲接触之前就广泛使用了流产草药。来自新大陆的第一批记载描述了泰诺妇女如何在极端情况下流产。1502年，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与征服者贡萨洛·冯恩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gndez de Oviedo）一起航行到新大陆，在记录中他或许夸大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与恐怖——凶猛的攻击犬和用来开膛破肚或砍掉女性手臂、腿、鼻子和乳房的剑——导致泰诺母亲出于绝望而溺死婴儿。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从流产的角度来描述泰诺人的反应:“当其他妇女感到自己怀孕时，她们服用草药来流产，这样她们生产的‘果实’就是死胎。”（Las Casas, 1951, 206）。1541年前往新大陆的意大利冒险家吉罗拉莫·本-佐尼（Girolamo Benzoni）记录了西班牙人如何消灭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造成了如此大的悲痛，以至于土著人以自杀、杀婴和流产的方式寻求解脱：“许多人放弃了希望，进入树林，在树上上吊自杀，他们首先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许多人放弃了希望，进入树林，在树上上吊自杀。妇女们用一些植物的汁液中断了她们的怀孕，以便不生育（Benzoni, 1967, 94）。 但是流产药（和避孕药）也是美国印第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妇女可以通过药物调节生育的时间和孩子的数量。在1799年和1800年的美洲旅行中，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广泛报道了生活在“奥里诺科河”（Oroonoko）沿岸的Macoes和Salivas人，这条河流经今天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洪堡是第一个描述这一地区植物的人，他对那些不愿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和她们“有罪的做法”表示遗憾，洪堡认为她们使用有害的草药来防止怀孕，因此他是非谴责这种“导致流产的液体”。洪堡在报告中说，他对“这些液体并不破坏健康”感到惊讶。与他那个时代的典型学者一样，他认为流产会导致死亡。令他惊讶的是，在使用这些草药后，他观察到的美洲印第安妇女仍然能够生育孩子（Humboldt, 1821,28-32）。事实上，我们对更远一点的加勒比地区的土著人何时或如何发展出流产技术知之甚少。洪堡报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妇女能够精确地把握怀孕的时间，一些妇女认为最好在年轻时保持她们的“清新和美丽”。如果把分娩推迟到晚年，她们就能更好地投身于家务和农作。他指出，另一些女性更愿意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母亲，认为这是“增强健康”和“获得更快乐的老年”的最佳方式（Humboldt, 1821,31-32）。在弗吉尼亚州更北的地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报告说，美洲印第安妇女“学会了用一些蔬菜来获得流产的做法”，因为她们在战争和狩猎中照顾她们的男人，生育对她们来说不方便（Jefferson, 1964,58）。 加勒比地区的非洲奴隶也在实践流产——但是在殖民地经济范围内。女奴流产与她们作为奴隶的身份有关，而不是因为作为妻子和母亲需要调节生育。奴隶妇女愿意接受流产的审判，是由于殖民地独特的性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妇女为了增加种植园财产和财富而“繁殖”奴隶的压力；另一方面，女奴面临着为种植园主、岛上大量的欧洲士兵和水手以及她们自己的丈夫和情人提供性服务的压力，在这种经济环境中，这些男人的数量往往是她们的5倍。在流产的过程中，女奴清楚地意识到，她们可以将未来的孩子从奴役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无论父亲是谁，这些孩子如果出生，都会继承奴隶母亲的法律地位（Gould, 1996, 298-314）。梅里安在我上面引用的关于使用洋金凤的尖锐报道中，将流产直接置于殖民斗争之中，将其确定为一种政治抵抗形式。当代的观察家和当今的历史学家已经框定了奴隶抵抗的各种形式，但都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强调男性领导的武装起义。例如，对苏里南社会有着深刻观察的约翰·斯特德曼（John Stedman）生动地描绘了苏里南的游击战：在18世纪晚期，荷兰人雇佣了1500名雇佣兵，希望通过他们控制殖民地内的75000名奴隶，并严厉打击“Maroons”（逃到内陆的奴隶），据说这一群Maroons曾烧毁种植园，剖开正怀有身孕的前情妇的肚子，并用一根指甲夹着的看不清楚的东西毒死整个种植园，包括种植园中的欧洲人、奴隶、牛和马（Stedman, 1992, 266）。其他观察家强调奴隶的日常抵抗：他们假装生病，假装不能做简单的工作，有一种破坏性的傲慢，他们不听话并不断争吵。有些奴隶甚至以自杀来报复他们的主人以让自己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众所周知，他们会吞下自己的舌头、吃土、跳进熬糖至沸腾的大锅里——这样一下子就剥夺了暴君的庄稼与仆人”（272）。流产同样是奴隶反抗的另一个例子——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所强调的，在一个种植园主除了饲养马和牛外，还试图繁殖“黑人”的经济中，拒绝繁殖就成了一种政治行为（Bush, 1990）。 除了他的“面粉栅栏”，汉斯·斯隆还报道了牙买加第二种用于流产的植物:凤梨花（Bromelia pinguin）。斯隆指出：“这种花生长在卡里赫和牙买加，它非常茂盛。它是一种利尿剂，如果剂量不适当（即便剂量过大），也能很有力地降低体温，它导致有孩子的妇女流产。妓女不是无知的，她们经常使用它来带走她们的孩子”（Sloane, 1707-1725, 248）；在这里，斯隆将流产药的使用不是归因于奴隶所忍受的残酷，而是归因于他所看到的‘黑人’天生的放荡”（248; 另见Bush, 1981, 244-62; Higginbotham, 1992, 251-74; Nussbaum, 1995）。半个世纪后，斯隆的同乡爱德华·朗（Edward Long）在牙买加写作，也从这些角度看待流产。“这里的女人，”他吟诵道，“一般来说，都是普通的妓女；她们中的许多人采取具体措施导致流产，以便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贸易，而不会浪费时间或妨碍业务。”此外，他认为，就像当时博学的欧洲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如此众多和“滥交”的性行为必然会阻碍或破坏未来的受孕（Long, 1774, 2436）。苏格兰妇女珍妮特·肖夫（JanetSchaw）在1770年代与她的兄弟和亲戚一起旅行到安提瓜时，她同样谴责了“年轻的黑丫头”，用她的话来说，“她们为白人情人准备好了自己，为了防止孩子打断她们的快乐，她们有某些草药和药物可以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Schaw, 1922, 112-13）。牙买加总督爱德华·特里劳尼（Edward Trelawny）补充说，这些“风骚的女人不知道如何证明孩子时谁的，为了避免这种证明上的困难，她们采取了流产这种方式。（Trelawny, 1746, 35-36）”英国内科医生爱德华·班克罗夫特（Edward Bancroft）遵循这一推理路线，认为奴隶妇女流产的原因是劳动繁重、食物贫乏，甚至是极度的肉体虐待。他提醒读者，粗劣的食物和艰苦的劳动“永远伴随着健康和活力的增长”。班克罗夫特将自然增长的匮乏和从非洲进口奴隶的需求归咎于“年轻的姑娘”，她们不希望因为怀孕带来的不便而失去卖淫的收入。他在1769年写道:“（奴隶）减少的‘真正原因’是年轻姑娘通过与白人的交往获得了可观的报酬；由于生育会导致这种贸易终止，她们热切地使用一切预防措施来避免受孕；如果这些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就会反复流产，这样即使未来她们被白人抛弃，她们的生育能力也是延迟了的。（Bancroft, 1769, 371-72）”一个必须保持开放的问题是，被解放的黑人或自由的有色人种——无论男女——拥有的妇女的流产率是否与白人拥有的妇女相同。因为没有保存流产的记录，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回答。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有色人种自由人对奴隶的待遇比白人对奴隶的待遇好。有色人种的自由妇女经常给她们的奴隶打上烙印，有时在她们的胸前印上粗体字，就像白人奴隶一样（Socolow, 1996, 279-97）。殖民地的欧洲妇女也没有仁慈到哪里去。斯特德曼在苏里南讲述了一个种植园的女主人，一个叫斯托尔克夫人的人，她长期被一个黑人婴儿的哭声所打扰，就把婴儿放在水下，直到ta淹死（Stedman, 1992, 148）。根据斯特德曼的说法，这些妇女憎恨四室和“黑人”女孩以欧洲男人为丈夫，并“以最大的痛苦和最野蛮的暴政迫害他们”（22）。1774年前往牙买加的医生杰克逊认为报道中对克里奥尔妇女的残忍说得不够多（他没有具体说明，但可能是因为有欧洲血统）。他报告说，如果奴隶主惩罚奴隶不够严厉，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手”鞭打奴隶主。有些奴隶被捆绑起来，被绑在地上的四根木桩之间。为了容纳怀孕的奴隶，“挖了一个洞来容纳肚子。”以这种方式杀死奴隶的主人不会受到惩罚，只会被认为遭受了悲惨的财产损失（Lambert, 1975a, 54-55）。 大量证据表明，殖民地的妇女，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妇女，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流产。18世纪末，欧洲国家威胁要切断种植园主从非洲提供的奴隶，人们对流产的担忧加剧。在此之前，女奴主要被用作“工作单位”，而不是“繁殖者”(Sheridan, 1985, 224; McClellan, 1992,53）。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种植园主开始认识到，虽然在岛上繁殖奴隶的成本更高，但他们被称为“克里奥尔黑人”，他们比进口的“盐水黑人”更少生病，于是医生与种植园主一起改进“繁殖”方法（Grainger, 1802, 15）。 今天历史学家将西印度群岛奴隶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归因到许多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强调高死亡率；法国殖民地奴隶的预期寿命在29岁到34岁之间，而同一时期在法国的欧洲人的预期寿命为46岁。另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奴隶中女性生育率较低。女奴的闭经和不育是由于劳动繁重、生活条件恶劣以及长时间哺乳抑制排卵造成的（Blackhurn, 1997, 291；Gautier, 1985, 122-23）。流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在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群岛（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islands）行医九年（从1777年到1785年），他将“频繁流产”列为蔗糖种植园奴隶人口减少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他表示奴隶之间的“自由和早期性交”是第一个原因；其次是“流行病”、酗酒和长时间哺乳等次要原因（Lambert, 1975b,25~2）。不管是由于高死亡率还是低生育率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种植园主不断被迫从非洲购买新的奴隶。按照现代的计算，加勒比地区的奴隶人口每个世纪都会消失，除非有稳定的非洲供给（Gautier, 1985,122-23）。
这些从欧洲西印度殖民地进口外来植物是一笔大生意（Schiebinger and Swan, in press）。早在17世纪80年代，棉花、烟草、靛蓝、各种树胶和树脂，以及吊床等美洲印第安人商品就代表着丰厚的利润（Goslinga, 1985, 268）。例如，到1688年，苏里南每年出口700万磅糖。相比之下，在医药领域的全球商业化是涓涓细流，但它们同样很重要。欧洲人对18世纪所谓的“医学”中使用的许多新大陆财富流露出热情：糖、烟草、姜、桂皮、树胶、芦荟、黄樟、木楝、肉桂、托鲁和秘鲁的香脂、牛黄石、伊佩库安哈、龙血、菠萝、球根牵牛和巴巴多斯的水，当然还有秘鲁树皮（奎宁）。在运往欧洲的珍贵货物中，是否也有植物被用来制作避孕药和流产药?这些植物的贸易被认为有利可图或可取吗?考虑到欧洲妇女已经有了有效的助产剂，也许就没有必要从热带殖民地向欧洲引进新的抗生育药物了?但欧洲人到处都在继续寻找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人只是服用了异国情调的药物。关于洋金凤流产的优点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传到了欧洲?优雅的洋金凤，有时也被称为巴巴多斯骄傲或红色天堂鸟，其燃烧的黄色和红色使其成为欧洲人最喜欢的装饰品。种子和活的植物定期被带到欧洲，首先从东印度群岛，然后到达西方，它被认为“丰富了航海家和各种花园的研究”（Desfontaines, 1829, intro; 另见Joncquet, 1666, 3; Catalogus Plantarum, 1766, 228; Boerhaave, 1720, 57; Linnaeus, 1748, 101;“Catalogue”）。大约从1666年开始，洋金凤在欧洲各地的主要花园中被种植，包括巴黎的皇家花园和莱顿的霍尔托学院。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医生在伦敦郊外的切尔西花园注意到:“这种植物的种子每年都从西印度群岛大量运来。”他对自己的园艺技艺感到自豪，并宣布，如果管理得当，在英格兰的洋金凤会长得比在巴巴多斯高得多。（参见《园丁词典》（The Gardeners Dictionary） 1768, s.v. “Poinciana(Pulcher rima).） 遗憾的是，尽管洋金凤本身很容易进入欧洲，但它作为流产药的知识却没有传播。梅里安关于洋金凤流产特性的报告发表于1705年。卡斯帕·科莫林（Caspar Commelin）是荷图斯·美第奇斯的主任，也是阿姆斯特丹的植物学教授，他为她的书准备了参考书目笔记，对书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尽管如此，对其流产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增长和蓬勃发展。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是欧洲本草领域的权威，也是莱顿大学（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路上）的植物学教授，他在1727年报告说，这种植物“没有已知的优点”（Boerhaave, 1727, 488-89）。布尔哈夫对流产药很了解；他警告说，流产药使用时要“谨慎”，因为它们不仅对胎儿有危险，对母亲十分危险（1727, 391）。 斯隆回到伦敦后成为著名执业医师、伦敦皇家学会未来会长并成为监督伦敦1721年药典编写的皇家医师，然而他也没有将这种植物的使用引入到自己的实践中。斯隆在英国推广了来自殖民地的几种产品，一种是用来治疗疟疾的牙买加黑巧克力，另一种是用来治疗胃部不适的牛奶巧克力。 我不想在斯隆和梅里安之间做太多的对比。据我所知，梅里安只讨论了一种流产药。她的主要兴趣是昆虫，她主要从植物与昆虫的关系来描述植物。女性是否“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目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然而，男性和女性在个体之间的区别不应该过于尖锐（Schiebinger, 1999）。许多欧洲女性——例如种植园主或总督的妻子——对她们新移民的国家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很明显，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没有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任何信息，也没有对该地区的女性产生任何特别的同情。 然而，更大的历史力量可以使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洋金凤的奇特历史表明，航海家是如何根据国家和全球政策、赞助和贸易模式以及道德和职业要求，有选择地从丰富的自然知识中挑选出来的。什么是不可知论上的裂缝，阻碍了有关流产药（如洋金凤）使用的知识进入欧洲?这种形式的文化无知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什么影响?首先，在19世纪被中央集权国家禁止之前，妊娠流产技术在早期欧洲从来都不是非法的（Keown, 1988；Stuckenbrock, 1993, 19-20；Jiitte, 1993；Flugge, 1998；Jerouschek, 199. 3, 11-26）。近代早期欧洲的共识是，直到孩子“胎动”或感觉进入子宫，妇女才算怀孕——这之前都不是真正怀孕，真正的怀孕通常是在受孕后第16至18周之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男孩在受孕后40天，女孩在受孕后90天）。而且，即使在那时，医生、法学家和神职人员也不得不依靠母亲来说明什么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Aristotle, 1991,583b；也可参见Duden, 1993；1992）。在它快速变化之前，胎儿不被认为是一个人，而只是母亲自己身体的一部分（Frank, 1784, 61）。然而，早期早流产从来没有被人嘲笑过，它是悄悄进行的，而且常常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就西印度群岛的流产药的使用和安全问题，很难有像其他外来医学技术（如天花接种）或药物（如秘鲁的哈克）引入时那样吵闹的公众辩论。 文化上导致的对流产药的无知也部分源于这一时期分娩管理从助产士向专业产科医生的转变。传统上，流产属于助产士的领域。当产科医生寻求专业地位时，他们与可能受到污染的做法和知识保持距离。18世纪见证了广泛医学检验的兴起药品。18世纪的实验医生在流产药的问题上站在了岔路口。他们本可以选择发展和测试安全有效的流产技术的道路。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压制这些知识和实践的道路。安布罗斯·塔迪厄（Ambroise Tardieu）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他宣称，到19世纪初，医学-法律界处于压制流产的最佳位置——通常被称为流产的刑事禁止（Tardieu, 1868），一种方法是将这类药物排除在药物测试之外。或者说，在这一时期，寻找安全的流产药根本不是欧洲医学界的首要任务。 此外，文化导致的对流产药的无知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科学与国家的关系。科学史家在强调植物对西欧国家经济扩张的重要性方面趋于一致（Gasgoigne, 1998; Koerner, 1999; Drayton, 2000; Olarte, 1993）。在整个欧洲，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从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到德国和瑞典的摄像师——教导说，对自然的确切了解是积累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关键。博物学家认为，咖啡、可可、伊佩库安哈或秘鲁树皮是国王和国家（通常也是他们自己）的直接赚钱工具。然而，草药流产药由于与性和滥交有关，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它在科学研究上无趣，在经济上也不赚钱。 最后，控制生育的愿望与增加“人力”的重商主义背道而驰。重商主义的扩张强制推行生育主义政策，将儿童视为“国家的财富、王国的荣耀、帝国的勇气和好运”（Raulin, 1768）。内科医生的责任则是在基于经验和公众的参与程度来执业，并以促进公众健康、增加国家的活力、力量、财富和繁荣为宗旨。城市医院和可住院的医院得到扩大和改善，它们努力降低穷人和劳动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许多人看来，丰富的人口是确保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圣多明各的法国皇家御医让-巴蒂斯特·达西尔（Jean-Baptiste Dazille）在他关于如何最好地治疗非洲奴隶的特殊疾病的书中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写道，大量的“黑人”人口使殖民地富裕起来，如果没有‘黑人’就没有生产，没有收获，没有财富”（Dazille, 1776, 1-2）。在这样的气候下，植物探索的代理人——贸易公司、科学院和政府——对扩大欧洲抗生育药典的储备几乎没有兴趣。殖民地管理者最感兴趣的是保护那些被贸易商、种植园主和贸易公司认为是重要的药物。 正如洋金凤这一个案例所展现的那样，性别政治并不是给“有知”提供一个可供识别的轮廓，而是给了非常独特的“无知”一个知识轮廓。科学革命以及全球扩展的力量推动了知识的爆炸，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关于流产药草知识的内爆。与博物学家努力收集当地植物知识以获取药物和潜在利润的其他趋势相反，知识分子没有系统地尝试将从全球文化中收集的流产药引入欧洲。18、19世纪期间，欧洲人对梅里安所提出的洋金凤等通过草药对抗生育的认识有所下降。与其他主流药物相反，流产药的开发和测试并没有随着这些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而成为学术医学或药理学的一部分。因此，被认为危险的药物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科学和医学上的无知反过来塑造了真实身体的血肉，就像19世纪的欧洲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自己生育能力的控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