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特辑「壹」 || 女性，身体和原始积累：费德里希《卡利班和女巫》导言（第一部分）

Caliban and the Witch

Silvia Federici

【Introduction】

 / 本篇文章选自《卡利班和女巫》Introduction部分

全文共7132字，本部分3097字，阅读约需要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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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马克思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就成了社会活动家和学院学者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坚信人类议程上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体制。毫不奇怪的是，每一个新兴的革命运动最后都回归到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问题上。他们以新的社会主体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揭示新的剥削和反抗的理由①。本书也因循了这一思路，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还有两个特定原因。

首先，本书希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尽量避免将“女性历史”与男性工人阶级历史分离的局限。本书题为“卡利班和女巫”，取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反映了上文所述的这种尝试。然而依我看，卡利班不仅代表了反殖民主义者（其形象依然存在于当代加勒比文学中），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具体地说，是无产阶级作为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工具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在《暴风雨》中被置于一个遥远背景下的“女巫”形象，将在本书中作为主角登场。女巫是资本主义亟待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的化身，例如：异教徒、和事佬、忤逆丈夫的妻子、离群索居的女人、在主人的食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反抗的奥贝哈娘们。

写作本书的第二个动因是，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一系列通常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关的现象在世界上死灰复燃。其中包括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数百万的农业生产者被从他们的土地上剥离出来；对工人的大规模监禁与定罪，让人回想起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中描述的“大禁闭”政策；我们还目睹了伴随着迫害移民工人的新的流散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这不禁又令人回想起16和17世纪欧洲为了使得流浪者们可供当地盘剥而指定实行的“血腥法案”。本书的重中之重在于探讨对女性暴力的加剧，包括一些国家（如南非和巴西）猎巫运动的回归。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已经延续统治了500年后，在第三个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仍然有大规模的工人被定义为乞丐、巫师和不法分子呢？土地征用和大规模的贫困与对妇女的持续迫害有何关系？如果我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从古到今的发展，我们能获得什么？

带着以上的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我从女性、身体，和原始积累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本书将会涉及到以下的几个概念：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福柯主义者。因此，本书将首先分析这三种观点之间的关系。

“原始积累”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术语，而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关系得以发展的前提。这个词相当有效，因为它使得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兴起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概念化。但最重要的是，“原始积累”被马克思视为一个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条件的基本过程。因此，所谓历史实则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解使得我有必要在本书中使用这一术语。

然而我的分析与马克思有两点不同。马克思从男性无产阶级和商品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原始积累，而我则从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力生产所带来的变化角度来考察该词②。因此，我对原始积累的解读包括一系列马克思所忽略的，但对资本主义积累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包括：

1、新型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使妇女的劳动和生育能力服务于劳动再生产。

2、新父权秩序建立在妇女被排斥在劳动之外并服从于男子的基础上。

3、无产阶级身体的机械化及其对妇女的改造，使之变成了生产新工人的机器。

最重要的是，我把16、17世纪的猎巫事件置于我对原始积累的分析的中心。我认为，在欧洲和在新世界一样，对女巫的迫害和殖民以及对欧洲农民的土地征用一样重要，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更好发展。

我的分析也偏离了马克思对原始积累遗产及作用的评价，尽管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血腥之处——原始积累的历史，马克思宣称道：“是一段用‘火与血’的文字写成的悲残历史”，但毫无疑问，他视原始积累为人类解放过程中的必要步骤。马克思认为，它处置了小规模的财产，增加了劳动的生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任何经济体系所无法比拟的），从而为人类摆脱匮乏创造了物质条件。他还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日趋成熟，资本主义扩张的最早阶段产生的暴力活动将逐渐消退，这时对劳动和剥削的约束将主要通过制定经济法来完成（马克思1909年第一卷）。在这一点上，他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当下，都伴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农民不断被赶走、被迫害、被掠夺，女性地位的持续下降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本书要指出的是，如果马克思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解放历史，他绝不会设想资本主义会为我们铺平道路。因为这段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尽管男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女人却始终被视作某种次等的社会存在，遭受着近乎奴隶制的剥削。因此，在本书语境中，“女人”不仅指向一部需要被彰显的隐匿历史，更指向一种特定的剥削形式，进而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关系的视角。

这一研究并非是从零开始。自女权主义运动伊始，女性们就在重新讨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尽管她们自己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一点。曾经有段时间，塑造女性历史的主要认知框架一脉相承。那时女性主义史学家最常使用 “早期近代欧洲”一词来指称这一过渡时期。而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这一名词可以指向13世纪或17世纪。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著作走上了更具批判性的路径。例如琼·凯莉（Joan Kelly）有关文艺复兴[1]和“女性之争”[2]的论文，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3]，莱翁波迪亚·佛图拉提（Leopoldina Fortunati's）的《生殖之谜》[4]（现已有英译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1995），梅里·威斯纳(Merry Wiesner)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职业女性》[5]，玛丽亚·麦斯（Maria Mies）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积累》[6]。在这些著作之外，我们还要补充近二十年来重现了女人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欧洲的乡村和城市经济中作用的诸多专著，以及关于猎巫和殖民时代前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女性生活的一系列文学与纪实作品。后者中，我尤其想要记住的是艾琳·西尔弗布拉特（Irene Silverblantt）的《月亮，太阳和女巫》[7]——首部关于殖民地秘鲁的猎巫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加勒比种植园中被奴役女性的两部重要作品：希拉里·贝克尔斯（Hilary Beckles）的《天性的反抗：一部巴巴多斯的社会史》[8]，同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的《加勒比社会的女奴：1650-1898》[9]。

这些学术成果已经证实，重现女性历史或者说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审历史，意味着对公认历史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隐藏的统治与剥削结构的彰显。比如经典历史分期法将文艺复兴视作文化成就的一个杰出范例，而琼·凯莉的论文《女性有过文艺复兴吗》[10]就动摇了其权威。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则挑战了对于科学革命的社会进步意义的信仰，指出科学理性主义的到来产生了一种从有机范式到机械范式的文化转移，合法化了对于女人和自然的剥削。

尤为重要的是玛丽亚·麦斯的《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积累》。现在这部著作已经成为一部经典文献，它以非欧洲中心的视角重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将欧洲女性和欧洲殖民地女性二者的命运连结起来，提供了一种关于女人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地位的全新理解。

《卡利班和女巫》就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伟大的卡利班》（我在前言中讨论过的作品）的研究之上。然而，本书的历史视野更加宽阔。因为一方面，本书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封建时代晚期的社会斗争和生育危机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其和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联系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本书回应了久居女性历史和女性主义理论争论中心的数个历史的和方法论的问题。

未 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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