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导论部分的全文翻译参见《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马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巴朗迪耶曾提出过一个叫作“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的概念，用以描述第三世界社会里某些区域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境里，通常有一个在“种族”和文化上不同的外来群体，凭借自以为是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优越性支配着在物质生产上较不发达的本土人群。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被统治的社会被迫沦为宗主城市（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首要城市）的工具。此外，需要有外部力量来强制维持政治稳定性，从而为宗主城市至高无上的地位提供合法性。这种以殖民情境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与西欧和日本的内生式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区别。首先，殖民式发展带来了“劳动的文化分工”，即一个将客观的文化差异叠加于阶级分界之上的分层体系。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往往由属于宗主城市文化的人来从事，而属于本土文化的人则聚集在分层体系的底端。在殖民情境里，生态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殖民地的角色设定是工具性的，因此它的发展倾向于作为宗主城市的补充。殖民地的经济模式往往以生产某几种特定的、用于出口的初级商品或原材料为特色。在经历了内生式发展的社会里，各个城市履行的是中心地职能；但位于殖民地的城市却与此完全不同，仅仅起到了殖民地的偏僻地区与宗主城市港口之间的贸易中转站的作用。类似的，交通系统的建设也并非是为了激励殖民地的发展（这些交通系统很少是为了使殖民地内部各个区域之间相互连通而建），而是为从偏远腹地向沿海城市的商品流通提供便利。如此一来，殖民情境下的文化交流所带给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带给宗主城市的全然不同。安德烈·弗兰克把这种交流的结果称为“发展不充分的进一步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不过，我们绝不能以为这种殖民式的发展只存在于十九世纪被海外帝国主义征服的地区。在上述视角下，有些地区（例如拉丁美洲一些社会里的印第安地区）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殖民关系：边缘地区的“落后性”随着与中心地区的商业往来的系统性增加而加剧。
边缘地区整体都被与中心地区的剥削关系所占满，以至于可以被视作内部殖民地。中心地区则对那些住在交通相对不便的区域的、具有文化独特性的人群进行集体性歧视。目前关于内部殖民的很多方面都已有大致的描述，但暂时还未有人做过系统性的论述。整体而言，内部殖民与海外殖民情境有许多相似之处。边缘地区人群之间的商业、贸易和信贷活动往往被来自中心地区的人员所垄断。当出现商业繁荣时，也主要是从中心地区招聘银行的高级职员和企业的管理人员。边缘地区的经济被迫作为中心地区发展的补充，因此逐渐依赖于外部市场。通常情况下，这种经济依靠某种单一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或是农产品，或是矿物。边缘地区劳动力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地区外生的力量所决定。一种典型的情况是，边缘地区的工人随着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发生大规模迁移和流动。这种对于外部市场的经济依赖则通过一系列司法、政治和军事措施得到加强。在边缘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服务缺失，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而挫败感较强，后者通过测算酗酒者的比例得出。对于边缘地区的语言、宗教或者其他的文化形式也存在着全国性的歧视。这样一来，人们认为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在经济总量上的差异与其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具有因果关系。话说回来，目前对于内部殖民的几个本质特点并没有形成普遍共识。由于这个概念起源于对拉丁美洲社会内部民族斗争的研究，我们可以在拥有类似历史的社会中找到上一段文字所列举的几种情形。然而在经过一定的改造之后，内部殖民的概念可以被运用于更广的范围。事实上在殖民地、内部殖民地和（非作为内部殖民地的）边缘地区之间并没有牢不可破的界限。然而在这里选择讨论“内部殖民地”这个概念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很高级，而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很实用。我尝试用以下五个变量来区分上述三个关于边缘性的概念：
（一）行政一体化的程度（可以由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法律适用统一性的程度来衡量）
（二）边缘地区公民权利的广泛性（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个组成部分）
（三）边缘地区文化的声望
（四）地理环境连续性的存在
（五）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联系的紧密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列表省略了“经济依赖性”是因为这一点是三个概念的共同特征。如果以“高”或者“低”来衡量上述五个变量，那么殖民地通常在五个变量上都较低；内部殖民地在一、二、四上较高而在五上中等；普通边缘地区则在五个变量上都较高。通过这个分析，不难看出内部殖民地的情况更像是普通边缘地区而非海外殖民地。不过，拥有较低的文化声望这一特点足以将内部殖民地与普通的边缘地区区分：倘若没有这一点，劳动的文化分工也将不复存在。总体上，在内部殖民的模型下，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群体的关系大致可以被概括如下：工业化的不平等浪潮席卷国土空间，诞生了相对发达和较不发达的群体，接着尖锐的利益冲突在两个群体之间产生。中心地区群体所享有的这种偶然的初始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两个群体之间不平等的资源与权力分配。位于中心地区的占支配地位的群体，试图通过将现存的分层体系制度化和永久化来维持和垄断这种优势。最终，该群体试图控制社会角色的分工，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角色留给他们的成员。相反的，属于较不发达群体的个人往往难以获得这些角色。这种分层体系叫做劳动的文化分工：它以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基础将社会结构中特定的角色分给特定的人。上述劳动的文化分工可以在法理上落实，即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将来自相对落后群体的个人排斥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之外：这显然是通过一个种族主义的方案来维持现状。另外，劳动的文化分工也可以在实际上执行，即出台一系列政策，使两个群体进入赋予社会地位的机构（例如高等教育体系）的机会大小不同：这是通过一个制度上的种族主义方案来维持现状。这两种方案都可以确保劳动的文化分工完好无损地保持下去。
劳动的文化分工使两个文化群体独特的族群身份得以进一步发展。演员们将自己建构成符合民族或地域特征的形象，而其他人则扮演着他们被认为应该扮演的角色。许多可见的标志，例如独特的生活方式、语言和宗教仪式推动了这样一种人群的分类。这些标志也方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在群体间客观存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发生交流互动的个体之间必然需要某种共同定义。如此一来，文化适应也不再是一个必然过程，因为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对方的（肉眼可见的）身份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是在交流发生之前做好准备。“族群身份被视为一种地位，而且比其他方面的地位更具有支配性。它决定了拥有该身份的个体所被允许担任的社会角色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说，族群身份与性别和等级相似，因为它限定了在职者所有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某些社交场合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边缘地区群体在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是较为微弱的。这种情况在一个民主政体里会更加突出，因为相比于其他所有社会群体，边缘地区群体所享有的资源是最贫乏的。如果边缘地区群体在人口上也是少数，那么他们的政治境遇会加倍糟糕。作为少数群体，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例如“对中心地区人群的收入进行再分配”这种政策，就是完全依靠投票来决定是否实施的。于是结果常常是一种“稳定的去代表化的政治”（politics of stable unrepresentation）。在大多数发达社会里，上述探讨只是在表达一种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处于较低地位的族群的个体来说，尽管难以谋得一个较高地位的职位，但毕竟还是存在着统计学上的可能性的。这些作为例外、获得了通常被禁止承担的社会角色的个人可能会重新审视他们的族群身份。他们有几个选择：通过与相对发达的群体发生心理上的认同，这些人在主观上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族群身份；另外，他们也可以作为两个群体的中间人，使自己的个体力量最大化。作为“族群领袖”，他们可以通过呼吁工业社会所追求的一些普世价值来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物质差距。又或者，他们可以反抗性地声称自己的文化是与中心地区的文化平等甚至更加优越的，以便进一步寻求民族或地域的独立。第一种选择基本上是中心地区的一种选择性吸纳，用以消除边缘地区潜在的拥有决定性力量的领导力，从而使劳动的文化分工更为稳固。第二种选择的最终结果则不那么明确，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有改变发生也会是很缓慢而渐进的。在更大的期待面前，实际上缓慢发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很可能会使边缘地区的群体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定诉诸于武力。通常情况下，社会内部经济一体化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两个群体的相对人数、边缘地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作用的不可替代程度以及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于是，特定群体内部的民族团结可以被视作一般性的政治动员的特殊情况。因此，除非劳动的文化分工被消除，由族群变化所推动的政治一体化进程不可能在边缘地区实现。在这个框架内，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业社会里的政治诉求常常建立在族群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于政治动员的探讨指出了群体团结意识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显著的经济不平等必须存在于个体之间，使他们能够意识到这种不平等是一种集体压迫模式的一部分。然而，光有个体对于经济不平等的认知并不足以带来集体团结意识的发展，还必须伴随着社会对于现状的非正义性和不合理性的认知。如果压迫足够强烈，其本身就会激起针对社会体系的随机的暴力反抗，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义那样；但这并不是取得群体意识的结果，因此这些反抗也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难以有效地撼动现行体制。所以，集体团结意识出现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是被压迫群体成员之间的适当交流。集体之间的交流通常发生于社会机构内部：街坊、职场、学校、教堂、社交性和娱乐性俱乐部以及志愿组织的总部。当这些情境下的社交被局限于分享着少数民族身份的群体成员时，内部意思联络发生的概率就会被最大化。这是因为边缘地区群体不只是在工作场所被隔离，在生活场所里也是一样。而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重新连结为族群（而非阶级）团结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优势。因为社会阶级的概念试图否认从事相同职业的人群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所以相比于族群概念，阶级与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更远。最后，恰恰是边缘地区在经济上的落后性促使了上述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中发生的隔离。中心地区的人群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地迁入一个在物质上贫穷而在文化上异己的地区。边缘地区通常人口逐渐减少，老年人和女性的比例显著较大。这些都反映了合适的就业机会的缺失既是边缘地区经济落后的结果，也是造成该地区进一步发生经济损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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