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特辑 || 塔里克·阿里：瓦哈比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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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2002，p73-78.

译校：二狗

从十六世纪起，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一直都在遭受奥斯曼帝国的羁縻统治。开罗、巴格达、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城镇，并由伊斯坦布尔所任命的官僚机构进行治理。尽管麦加和麦地那受到身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哈里发的直接保护，然而半岛的原始部落结构及其在地理上的孤悬——陆上贸易路线消失已久，商船队取而代之——还是削弱了它在经济和战略上的吸引力。它被忽视，且从未完全融入帝国。各部落对此愤愤不平，同时又对这种放任自流加以利用。

他们仍然依赖贸易，但现在的商业主要局限于当地需求。古老的商队路线仍在使用，但主要已是朝圣者前往圣地的路途。为朝圣者提供食宿的需要有益于但不能完全维持当地经济。一些部落组织了勒索保护费的行当。只要破财免灾，朝圣者的安全便能得以保证。但这笔钱仍然有限。部族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一个预示着该地区变化的复兴宗派便在此语境中诞生。它的灵感来源于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02），他是当地一位神学家的儿子，出生在相对繁荣的绿洲小镇Uyayna。穆罕默德的父亲阿卜杜勒·瓦哈比为穆斯林法律在八世纪极端正统释义的拥护者。他的幼子厌倦了照看枣椰树和放牧牲畜，继而开始在当地传教，呼吁回归古代的“纯粹信仰”。他反对崇拜先知穆罕默德，谴责在圣人圣所祷告的穆斯林，批评在标记坟墓的习俗，强调“一神之统”，并谴责所有非逊尼派甚至一些逊尼派团体（包括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哈里发）是异教徒和伪君子。所有这些都为针对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特别是什叶派“异端”的其他穆斯林的极端派性圣战提供了政治-宗教理由。

这些观点并非首创。伊斯兰教中的“清教主义”总有它的捍卫者。仅凭伊本·瓦哈比自身，他的观点也并无弊病。正是他的社会处方——一种对伊斯兰教惩罚殴打、坚持用石头打死通奸者、截肢小偷和公开处决罪犯的信奉——在1740年造成了真正的问题。当他开始实践自己所布之道时，该地区的宗教领袖做出了强烈的反对。Uyayna的埃米尔对这种无稽之谈感到恼火，又惧怕民众暴乱，他要求布道者离开这座城市。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伊本·瓦哈比的足迹遍及全域，寻访了巴士拉和大马士革，切身体会了奥斯曼帝国带给伊斯兰教徒的宽松。他并不沮丧。他所到之处都注意到了那些对真正的信仰的偏离。他还发现了志同道合的神职人员，他们支持他的信仰。伊本·瓦哈比现在更加坚定地要将伊斯兰教恢复到它原初的纯洁。这种持续不断地回溯到“纯洁”或黄金时代的做法纯粹是幻想，但它却颇有作为。如果不对任何信仰或宗教进行纯粹主义式的重建，一场复兴主义运动就不可能被发起。

约翰·济慈写道：“狂热的信徒有自己的梦，可编织教派的天国。”这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谈到的是17世纪英国革命前后兴起的清教徒教派，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沙漠布道者，他返回到最熟悉的地区建立自己的运动。1744年，伊本·瓦哈比抵达内志（Nejd）省的另一个绿洲小城Deraiya。土地肥沃，人民贫穷。这座城市以果园和枣园而闻名，也因其臭名昭著的强盗-埃米尔穆罕默德·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而闻名，他很高兴接待一位被其竞争对手所放逐的传教士。他一下就明白伊本·瓦哈比的教义可能会促进自己的军事野心。这两人是天生的一对。

伊本·瓦哈比几乎为伊本·沙特想要实现的一切提供了神学上的正当理由：这是一场永恒的圣战，包括掠夺其他穆斯林居点和城市，无视哈里发，对自己的人民施加严厉的纪律，并最终试图统一半岛，肯定自己对邻国部落的统治。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埃米尔和布道者达成了一项盟约（mithaq），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其后继者永世不得违背。伊本·沙特插入的两项条款表明了他的想法。宗教热忱服务于政治野心，但反之亦然。

伊本·沙特立刻意识到布道者的魅力是有感染力的。他决心垄断此人和他的教义，他要求一个总体上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伊本·瓦哈比都不应向该地区的任何其他埃米尔提供他的精神效忠和服务。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一个狂热捍卫伊斯兰教普遍性的宗教人士，伊本·瓦哈比同意遵守这一限制。埃米尔的第二个要求是完全自私的。无论有多么恶劣，传教士都不能阻止统治者向臣民索取必要的贡品。在这一点上，穆罕默德·伊本·瓦哈比也接纳了他的新赞助人，并向他保证，很快这些贡品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真主允诺可以从异教徒那里劫掠（ghanima）更多的物质利益。”[1]

这项契约是由一桩婚姻缔结的。伊本·瓦哈比的女儿成为伊本·沙特的妻子之一。因此，这也奠定了半岛政治中政治与宗教的亲密关系的基础。这种宗教狂热、军事残酷、政治恶行和掳掠妇女所结成的钢铁同盟，是如今沙特阿拉伯王朝施行统治的拱心石。

到了1792年，沙特-瓦哈比派武装战胜了周边统治者的抵抗，征服了利雅得、Kharj和Qasim等城市。大获全胜的新势力开始席卷八荒。由于敌对部落未能团结起来并抵抗瓦哈比派，致使伊本·沙特的继任者的威胁直逼伊斯兰圣城。1801年，他们袭击了什叶派最神圣的城市卡尔巴拉，杀害了五千名居民，洗劫了民居和神殿，并凯旋而归。1802年，他们占领了Taif，并屠杀了当地居民。第二年，他们占领了麦加，并指示麦加的行政长官摧毁先知和哈里发的圆顶坟墓。他们做到了这点，只有当奥斯曼帝国打败瓦哈比派之后，这些坟墓才得以重建。瓦哈比的教律反对使用浮华的墓碑。[2]

伊斯坦布尔会容忍瓦哈比的叛乱持续多久？它最大的军事基地在埃及，但它在这里的霸权始终难以稳固。即便割裂彻尔克斯人（Circassian）和Bosniac两个派系的尝试往往是成功的，但尼罗河下游的传统精英还是造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挑战，伊斯坦布尔方面很难松懈下来。只要贡赋定期缴入帝国的金库，苏丹就无视这一威胁。他现在也受到西欧崛起的制约。资本主义开始繁荣起来。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开始。世界上新的征服者正拍马赶到。商业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可能正准备东移。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就在一百多年后，一位伊比利亚旅行者唐·马诺埃尔·冈萨雷斯（Don Manoil Gonzales）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全球化第一个大本营的描述：

在利德贺（Leadenhall）街的南面，利德贺的东面一点，矗立着东印度大楼，这座近来不久的房子建造得非常壮观，街道前面有一块石头；但是，由于前面很窄，所以它的外观不能与里面的房子的宏伟相媲美。这座房子坐落在大片的地面上，办公室和仓库的设计精良，公共大厅和委员会会议室的质量也几乎不亚于这座城市的同类建筑。

东印度商品的巨额利润率使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下了一段尖锐的文字，他指出，这家公司的垄断权是由购买商品者支付的，但他们也“为欺诈和滥用行为所造成的一切非凡浪费付出了代价，对这么大一家公司的事务管理，必然会与这样的后果密不可分”。

只要英国和荷兰将半主权权力（即维持自己军队的权利）授予一批商人，“欺诈和滥用”就会被移植到印度，在那里，没有亚洲商人享有类似的特权，奥斯曼帝国的商人也不例外。随着武装贸易的迅猛发展，该公司从加尔各答基地向外扩张。自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孟加拉便全境沦陷。几年之内，德里堡垒名义上的莫卧儿皇帝已成为该公司的养老金领取者，该公司的军队迅速从孟加拉向西扩张。荷兰人已经占领了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部分岛屿。

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征服是为了扭转其主要敌人英国在印度的领先而迈出的第一步。一旦征伐平稳下来，法国人便计划东迁，与迈索尔（Mysore）的反英穆斯林统治者结盟，但却事与愿违。在叙利亚战局进入胶着状态以后，拿破仑回到法国，只留下了两名将领。其中一人在第二年被暗杀，他的同事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阿卜杜拉（真主的奴隶）·梅努（Abdallah    Menou）。1801年，一支英国军队介入支持奥斯曼帝国。在三年的占领之后，法国人也撤出了埃及。欧洲的新帝国尚处在婴儿期，但更具远见的奥斯曼帝国官员已经可以想象到他们整个世界的崩塌。

其中一人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一位年轻的混血军官：他的父亲是奥斯曼军队的阿尔巴尼亚军官，娶了一位马其顿女子为妻。1801年，他随奥斯曼军队抵达埃及，担任与法国备战的阿尔巴尼亚营指挥官。他听说，在开罗起义后，法国人如何绕过与之交战的精英，将当地神职人员提升为民众代表的地位，多次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在总体上对民众采取了比奥斯曼人更为仁慈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使者们用匕首刺穿了一个万恶税制的心脏，在过去它让农村贫苦不堪。

奥斯曼帝国的税务官员是国家官僚机构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环。他们受命向耕地的农民征税，做派就像是农村暴君，他们把农民当作农奴，自己却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一国家管控制度确保了帝国国库会定期收到税收。其他都无关宏旨。他到达后不久。拿破仑制定了1798年9月16日的法律：这项法律确立了土地的价格，承认农民拥有和继承他所劳作的土地之权利，并建立起土地所有权记录。虽然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结构是相类似的，但其与英国正准备在孟加拉所推行的土地政策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黎偏爱农民，而伦敦造就了地主。

穆罕默德·阿里还指出，只有在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结盟的情况下，法国才有可能撤军。于是他开始策划和密谋政变。他和两位与法国合作并等待时机的重要神职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过几年的运筹，穆罕默德·阿里于1804年夺取政权。苏丹不情愿地任命他为埃及总督(wali)。在没有与他伊斯坦布尔的上级正式决裂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埃及事实上的主权统治者。必要时，他通过遏制汉志（Hijaz）部落的掠夺来捍卫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作为回报，又感激又愤怒的伊斯坦布尔会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穆罕默德·阿里的将士在1811年打败了瓦哈比派，夺回了麦加和麦地那，并将他们赶出了汉志。1818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在沙特-瓦哈比武装的老家内志歼灭了他们，并摧毁了他们的首府Deraiya。奥斯曼帝国就此重新建立了控制权，尽管瓦哈比派夺回了内志，但他们必须与强大的大英帝国结盟，以便在100年后再次成为地区强权之前，对哈里发的“虚伪”穆斯林教徒发动圣战。另一个更强大的帝国国家后来将整个半岛交付给了他们。瓦哈比主义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一种眼不着砂的宗教僵化与政治机会主义的混合物——已经成为异教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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