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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ónica Gago:女性反对暴力的不服从与日常战争

国际同文馆 国际英语角

Argentina's Ni Una Menos protests. Nicholas Allen


/ 本文共10627字,阅读约需要10分钟

// 原文发表于:Jacobin Mag, The Funambulist

原文发表时间:03/07/2017, 10/25/2023

原文作者:Verónica Gago, Agustina Santomaso, Liz Mason Deese

/// 编译:Pony

*国际同文馆祝大家节日快乐!


编者按:本次国际劳动女性节特辑汇编Verónica Gago发表于不同时期的一篇访谈和一篇评论。Verónica Gago是阿根廷#NiUnaMenos(“一个也不能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她也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其著作包括《女性主义国际:如何改变世界》(Feminist International: How to Change Everything)、《一种对债务的女性主义解读》(A Feminist Reading of Debt)等。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回答了当代拉美女性主义运动如何与历史上的女性斗争相勾连?如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涉并促进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对女性的暴力是如何与家庭领域的再生产、与对社区的殖民、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等新自由主义父权制交叉在一起的?等关键理论问题。也同样回应了男性如何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如何借鉴国际斗争经验并发展本土斗争经验、女性主义运动如何批判性借鉴传统左翼工团主义组织的组织模式等关键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视角下对暴力、对战争和对罢工的新定义,并在这些定义中重申了对自主权、对交叉性、对日常和再生产,以及对集体力量和不服从的强调。望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不同方面对大家有所帮助,在这里也祝大家国际劳动女性节快乐!



Argentina’s Life-or-Death Women’s Movement

AS=Agustina Santomaso

VG=Verónica Gago


https://jacobin.com/2017/03/argentina-ni-una-menos-femicides-women-strike



AS: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阿根廷女性运动的历史吗?


VG:Ni Una Menos (“一个也不能少”)运动的重要先例之一是阿根廷全国女性会议,现(指访谈时)已进入第三十二个年头。该大会已成为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会议——去年有七万名女性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会议。由于会议的长期性和频繁性,它已成为女性运动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背景发展的空间。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失业女性运动piqueteras参与其中的会议,这个群体多年来一直在组织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区集会和街头示威。从那时起,女性会议成为了一种大众现象,其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到拉丁美洲。你会发现来自秘鲁、哥伦比亚等地的女性也参与其中。这已成为女性聚集在一起分享经验的特殊时刻。

 

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的母亲们也是我们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女性是军事独裁受害者们的母亲,她们自1977年就已经开始对抗国家恐怖主义,至今仍然是阿根廷最重要的人权组织之一。我们把她们视为以女性为主角的政治榜样;她们使用的策略,比如攻占街区等等,至今仍然很重要。

 

这是我们追溯当前运动的谱系、思考当前的斗争与女性主义传统的关系的方式,当然,这种女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

 

新一代女性主义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与这一传统、与祖先(有时我们称之为ancestras)建立联系,并发现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提供力量的继承要素。这一观念在Ni Una Menos集会上常常被提及,并且基本上与认为罢工和行动是自发的之观念相矛盾:认识到我们自己在更大传统中的角色,对这一遗产承担责任,并将我们自己的运动历史化

 

举个最近的例子,在上周与大众经济工人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Popular Economy Workers , CTEP)的女性发起的一次集会上,我们看到当年piqueteras运动的女儿们参加了会议,她们是21世纪初反资本主义运动家的女儿们。这展现了时间和代际的交融,这是非常强大的。

 

 

 

AS:人们还想到了阿根廷全国反对暴力侵害女性运动和全国堕胎合法化运动。这些运动也有重要的历史轨迹和自己的结构。

 

VG:确切地说,这些运动多年来一直通过激进化的参与和具体化要求而持续下去。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同倾向的融合——而不是凭空出现的自发运动。当前的时刻实际上是经验积累、话语、街头策略和社区行动主义的成果,当然所有这些都在当前的政治背景下得到表达。

 

 

 

AS:3月8日将是阿根廷不到一年内的第二次女性罢工:第一次发生在2016年10月19日。引发第一次罢工的事件是一名年轻女子被谋杀——准确地说是针对女性的谋杀——但性别暴力的具体问题很快就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层面。

 

VG:Lucía Pérez的谋杀案发生在去年的女性会议期间,因此这起犯罪的暴力本质让人感觉像是对女性自主权如此明确的反应。正如Rita Segato指出的那样,Lucía被刺杀的事实也唤起了一种特殊的殖民意象,即拉丁美洲殖民遗产的重新激活。而且罪行竟然发生在哥伦布日前夕!

 

所以我认为,女性身体上某种类型的集体无意识被这种暴力和残忍行径所祛除了。这是10月19日罢工发生的背景之一。

 

我认为性别暴力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交叉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这个想法本身开始通过最终发出罢工行动的集会成形,在罢工的过程中我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必须摆脱受害则的逻辑。当然,Lucía被杀后需要哀悼,但现在是时候在街头展示我们集体力量了。

 

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Ta们在各地杀害女性,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女性才是控制街道的人,她们行使着一种与我们身体自主权的斗争有关的权力。通过将这些考虑因素与罢工策略相结合,该行动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

 

这在运动的前期尤为明显:我们通过称其为罢工并宣布我们将在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进行停工来引起很多关注——无论是在工作场所、在学校、在社区里还是在街头。更重要的是,将来自非正式经济、影子经济和家庭经济不同部门的劳动者纳入其中,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这指向了一个暴力可以而且必须停止的具体场所

 

同样重要的是,它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声明:实施性别暴力的男性不是精神病患者或孤立的案例,媒体也不应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开脱。我们需要理解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框架,以便更好地了解女性的身体如何变成一个被征服的领土(因此涉及了殖民问题)。正如Rita Segato所说,拉丁美洲目前正在爆发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

 

但重要的是要重复一点:我们不能再将这些暴力行为视为孤立事件、病态案件或通常在此地常被称为“激情犯罪”的行为了

 

The eighth Ni Una Menos mobilization in the squar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uenos Aires on June 3, 2023. / Photo by Analía Cid (Buenos Aires based photographer and feminist activist).


AS:阐明新自由主义与父权制之间联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新自由主义如何让父权制为其服务?

 

VG:围绕新自由主义的辩论帮助我们看到主体性正在形成的战场,以及女性因多种形式的不稳定而受到剥削的战场。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角度是,男性在工作场所所受到的剥削如何以暴力的形式在家庭领域重新出现。

 

阿根廷过去两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暴力的激增是引人注目的。2001年发生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还历历在目,人们一直在想,整个政治局势何时会爆发。我们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社会和经济危机之中。然而,我自己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告诉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内爆而不是爆炸,而且这是针对家庭领域的。

 

2000年,有一些强大的社会运动可以在社区内采取决定性行动,但今天还有其他力量在试图将危机转化为对ta们有利的条件。当没有受到严厉镇压时,今天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被解除了活动能力——因为它们被迫在这种充满压迫性的、冲突重重的情况下运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使我们能够更加现实地衡量当地的局势和在那里正在展开的冲突。只有当我们采纳这个视角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性别暴力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问题总是会回到那个陈腐的理论困境:“那些女性是受害者。她们是当前经济模式下受害最深的人。”

 

这种基于受害者的分析非常脆弱,因为它没法让我们看到对女性的攻击实际上是对女性在更广泛的社会情境中追求的不同类型的自主权的回应。显然,当女性在家里遭到殴打并且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摆脱这种情况时,要说获得任何形式的自主权都是天马行空的。

 

 

 

AS:克服被害的“贫民窟”(“ghetto”)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考虑到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等人呼吁在美国举行罢工并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决裂的声明?在那里提出的想法在拉丁美洲背景下有意义吗?换句话说,是否存在一种我们也应该拒绝的女性主义?

 

VG:美国的例子很有趣。一月女性游行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非裔美国女性的声音,以及对苏族(Sioux)和原住民斗争的认可。在我印象中,围绕新自由主义、白人女性主义的讨论非常复杂,尽管我们正在拉丁美洲关注这场辩论。

 

总体而言,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基础广泛的、大众的女性主义的兴起。换句话说,虽然女性主义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传统,但它的愿景往往是学术的、精英主义的,或者只是纯粹企业化的——无论如何,它的抱负受到诸多限制。这并不是要忽视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带来丰富经验的女性主义斗争史,这些历史当今仍然可以引导我们。但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一种大众的女性主义。

 

在拉丁美洲,围绕基于社区的女性主义或大众的、社群的女性主义的理念正在进行着非常有趣的讨论。实际上,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参与到了对领地的社区控制、保卫自然资源等的斗争,这些显然都是原住民和农民斗争的一部分。但重要的是要强调,这种社群女性主义在城市中心同样存在,以免我们将其浪漫化。

 

在拉丁美洲,当前时刻的最主要特点即是这种大众女性主义的出现。女性主义这个词过去常常引起不安。我记得我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普通社区呆过一段时间,听到那里的女性描述了一套让我觉得是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实践,但她们并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现在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Villa 1-11-14(布宜诺斯艾利斯较大的非正式城市聚居地之一),家庭暴力的案件正在以女性主义的理解来处理。或者在阿根廷的其他省份,一系列政治实践正在发展并在女性主义旗帜下变得更加强大。情况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女性主义曾经不被认为能够为我们的政治实践增添任何东西,或者在构建经验、叙事或策略方面特别有用,而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AS:阿根廷目前的女性主义运动似乎已经成功地在多样性中实现了某种统一,而这对于更广泛的左派来说却是难以实现的。

 

VG:当然。这场运动使多样性成为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但它恰恰显示出这场运动真诚地渴望迎接当前社会现实提出的挑战。

 

例如,我们为3月8日罢工制定的原则之一是女性主义能够构建自己的谱系:也就是说,通过女性主义,人们可以对劳动产生一种女性主义的理解,从而引导大家对非正式部门、正式部门等进行全面的讨论。

 

实际上,你通过将重点转移到当前时刻,使3月8日的历史意义从纪念工厂中女工死亡的日期得以去中心化,女性不仅在工厂中死亡,还在自己的社区中被谋杀

 

这就成为一个绘制大众经济(即所有被排除在正式部门之外的人的经济)版图的问题,并更好地理解女性主义也可以阐明的其他形式的剥削。我们如何将拉丁美洲的女性杀戮与当前的剥削和价值榨取形式联系起来?这些谋杀如何让位于新的斗争?

 

自主的身体和性别异见者——这是我们建立的另一项原则。这一原则是产生主体性、连接领土和建设社区的宪章。在主体性的交叉和对社区的渴望的关系中有一些有趣的东西——社区并非被理解为某种完整的、永远被浪漫化的、我们总力图还原的神话般的社区,而是作为一种共在的渴望,通过在一起,构建政治性的力量。

 

在这里,占领街道的行为显然也很重要。关于谁控制街道存在争议,占领街道会产生一种集体力量,你可以将这种力量带回社区、学校、大学等,作为一种标记,让人想起某种类型的集体力量的建立。这些街头运动与社会不同部门日常组织工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政治动态。

 

 

 

AS:是否有可能谈论一种独特的拉丁美洲女性主义?如果可以的话,它可以为拉美以外的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

 

VG:整个拉丁美洲的同志们现在正在讨论与土地征用有关的针对女性的谋杀事件,特别是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我们已经看到像Berta Cáceres这样的谋杀案,这些谋杀案专门针对那些领导反对跨国资本斗争的女性。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如何具体地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新型战争如何在我们的领土上展开做出了贡献,在这种战争中,杀戮女性的作用几乎就像一种反叛乱策略。同样,这种战争正在如何重新配置当前的地域,迫使我们思考建立社区力量和以女性为主角的运动意味着什么。我的感觉是,拉丁美洲为这场领土控制争端所涉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

 

 

 

AS:在拉丁美洲,我们看到一场基本上脱离传统政治结构的新女性主义运动正在兴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女性先锋队”。那么女性主义能为这些其他政治斗争提供什么?

 

VG:在拉丁美洲,左翼和对右翼复兴的抵制已经在梵蒂冈得到体现。教皇在国际舞台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资本主义所投下的阴影,意味着左翼的批评似乎在与他靠拢。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政治主体,其取向明显不同,因为它首先质疑权威,并对现有组织保持不服从的基本态度

 

罢工的号召在现有的工会结构中激起了一些混乱。所有主要联合会的工会领导层都强调并公开表示,ta们不会号召罢工,因为ta们说,“罢工的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而且只属于我们自己。”

 

与此同时,年轻的普通女性正在组建内部委员会,她们正在推动采用罢工的方法。对于阿根廷的年轻一代女性来说,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和积极参与工会政治是同一种经历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诚然,对于某些老一辈的领导层而言,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工会领袖又是女性主义者,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两种政治的融合令人震惊。

 

今天的女性主义有可能在所有类型的组织中都输入一定程度的不服从和不妥协——这是一种跨越所有不同类型机构的横向逻辑。可以想象,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想法和交叉性的概念在这里也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阿根廷,女性运动成功地取代了作为左翼批评的权威的教皇,而拉丁美洲教会对这种范式转变的反应也毫不含糊,将这种(ta们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称为头号公敌。无论你去看巴西的福音运动,还是里约热内卢市长的案例,或者对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的弹劾案,其中都充斥着上帝、家庭制度等内容,很明显,教会正在对“性别意识形态”的发起反攻。

 

某些有组织的劳工组织同样对女性主义罢工抱有很大的敌意。阿根廷最大的劳工联合会——劳工总联合会 (CGT) 宣布了 3 月 7 日,即国际女性大罢工前一天的游行(march)计划——请注意,甚至不是罢工。

 

媒体也纷纷顺势而为,对这次游行进行了大量报道,并报道了这次游行对正义党(庇隆主义党)内部力量重组可能具有的潜在意义。与此同时,3月8日的女性主义罢工却成为了一个配角,在罕见的报道中,媒体似乎总是回到对这些政治动员实际上往往会加剧性别暴力的这一陈腐观点。

 

 

 

AS:就好像女性只负责女性主义,而男性则负责处理有组织的劳工和“政治”的整个问题。很明显,杀害女性人数的增加实际上是一种规训策略,也是挑战女性自主权的一种方式。

 

VG:过去四十七天内,已有五十三名女性被谋杀。这个数字实际上比去年要高。它们在逻辑上也倾向于连续:一系列的刺杀案件,以及后来在监狱里接连发生的三起案件。似乎没有人关心肇事者被释放,或在监狱系统内犯下针对女性的谋杀案。更不用说最新的趋势,针对女性的谋杀案罪犯杀死了所有女性——妹妹、嫂子和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等等。

 

这些杀害女性的行为被表达为一种信息——Rita Segato将这种类型的信息称为“残酷教育”——而媒体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以此为食。这种信息是一种规训信息。就在当下,有一场强烈的受害者指责运动正在进行中,这场运动辩称,越多的女性动员起来并为自主性而斗争,杀害女性的反弹就会越严重。

 

自卫问题在这里也变得相关。一方面,运动可以向国家提出要求,无论范围有多么有限,我们都必须继续要求国家做出一些反应。这确实应该成为我们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虽如此,很明显,如果没有某种自卫机制、某种集体自我保护的工具,就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当前的事态发展。似乎每一种自主的姿态都会引发一种新的暴力形式。

 

 

 

AS:罢工前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是男性是否会参加 3 月 8 日的行动。您是否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新的主体性或新的男性气质的出现可以参与新的女性主义的建立并加入反对父权制的斗争?

 

VG:媒体对这个问题非常着迷。对女性主义者进行幼稚化是一个古老的策略,基本上就是指责该运动过于宗派主义,而媒体总是这样做。后来,同样的争论在女性集会中再次出现,但我们的共识是:女性作为主导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男性应该退到一边;或者更好的是,他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参与一场他们不占据主导地位的运动

 

搞清楚男人将扮演的角色的任务是男人自己必须弄清楚的任务。

 

 

 

AS:我也想知道我们目睹的这种围绕国际女性罢工的全球融合现象。您对推动这种融合的过程有何看法?

 

VG:意大利是运动最强劲的国家之一。但无论你往哪里看,你都会发现它确实规模宏大,各地的女性集会中涌现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议。波兰是一个重要的先例,爱尔兰也正在围绕堕胎问题采取行动。我也有印象,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活动将会继续进行,但规模可能会较小。

 

拉丁美洲在罢工前几个月所达到的协调和组织水平是令人瞩目的。我们与各种类型的组织(女性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保持联系,包括律师组织、社区组织、高中团体等等。多种声音正在为组织做出贡献,并且它创造了一个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政治语言表达的运动。

 

例如,我们一直以来在与来自巴拉圭的女性进行交流,她们处于反抗本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和农用化学品公司的最前沿。可以说,多种斗争正在女性主义中寻找一席之地,并将该运动从贫民窟中拉出来。

 

我们不会让自己被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我们也不会因为一场只考虑受害者的运动而陷入困境。我个人不喜欢“赋权”这个词,但建立力量和与这种力量的经历的过程很重要。

 

当前的跨国维度非常令人振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在领土冲突中而非在民族国家层面运作的逻辑。与前几十年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同,我认为当前的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更具体化且更具活力。人们的焦点已经超越了游行和政治事件。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的想法仍然存在,但人们感觉到现在有实质性的社会基础在支持它。

 

同样,从女性运动的角度思考拉丁美洲的现状也很有趣。人们普遍认识到,拉丁美洲的进步政治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保守主义周期。然而,女性运动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日程和一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分析,这种分析超越了政治周期的时间框架,能够看透这些政府最表面的方面。

 

女性主义运动正在积极探索基本上超越进步/保守二元论的话题——例如剥削女性身体的最新策略、对领土的剥削、被用于强加规训的安全意识形态等话题。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使我们能够转移分析的中心,并将值得更多关注的领域政治化。

 

过去几个月我们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是与工会合作,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工团主义的内部运作方式。从10月19日的行动到现在,人们对罢工工具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甚至更具颠覆性的认识。

 

与认为罢工是一种过时的工具、且仅对少数工人贵族(少数仍然可以罢工的人)有用的想法相反,整个罢工的概念已被重新利用并为其他目标服务,甚至有望推动对工作性质和剥削有关的问题的反思。


Violence: Feminist Struggles Against

Victimization to Set Fear on Fire

Translated from Spanish by Liz Mason Deese


https://thefunambulist.net/magazine/redefining-our-terms/violence-feminist-struggles-against-victimization-to-set-fear-on-fire



“暴力”这一概念在我们关于政治斗争的论述中经常被使用,但往往没有在伦理和政治上受到质疑。在这篇文章中,Verónica Gago通过描述“Améfrica Ladina”(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非裔女性文化)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如何吸引新的力量来理解她们所面临的父权制、压榨主义和剥削性暴力,以及如何组织起来反对这些暴力,来展开对“暴力”的探讨。

 

“Ni Una Menos”(“一个也不能少”)运动是为了回应女性、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变装者(travestis,指性别表达与指定性别不符的人)和非二元性别人群所面临的多种具体形式的暴力而兴起的。通过大规模地占领街区,暴力的问题在阿根廷乃至更广泛的Abya Yala地区(原住民族群用来指代美洲大陆的词汇,原意是“成熟的土地”或“生命的土地”,常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和社会运动中,强调原住民的视角和文化传统)已经突破了“家庭暴力”的范畴,甚至突破了机构、非政府组织、慈善和家长式管理方式所尝试的回应方式所带来的驯化模式。

 

2016年在波兰和阿根廷发起的罢工与其最近的行动紧密相连,如2015年开始的“Ni Una Menos”(“一个也不能少”)运动,这些运动也因此获得了更强的推动力。

 

女性主义运动重新定义了罢工,并生成了一系列反对暴力的网络:你可以在反对针对女性的杀害的同时,反对从自己的领土上掠夺土地和资源、反对异性恋父权制的等级制度,并反对不稳定的劳动。

 

通过这种方式,它在家庭和街头挑战了新自由主义。这正是在许多国家,女性主义罢工扩展并适应了停止和破坏不同压迫和剥削现实的需求,并使这些需求更加多样化的方式。

 

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的女性主义罢工,被视作一种不服从的行为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工作由于在性别和种族的劳动分工中处于次等地位而没有得到承认。它还揭示了在今天,恰恰是由于这些不同形式的父权制权力与工作类型和报酬、司法、住房以及刑事定罪形式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最不稳定的经济体中,阶级和种族可以通过性别暴力被非常具体地体验到。从女性主义斗争中,我们可以在Abya Yala地区或黑人女性主义者Leila Gonzalez所命名的“Améfrica Ladina”这一文化地理区域绘制一张跨越国界的地图,将历史上关于“大众”(“人民”)和底层、关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辩论相连。恰恰是这种实践性的诊断使得运动成型,绘制出不同形式的暴力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性的话语。恰恰是街头的这种实践性的诊断促成了一种策略性的转变:摆脱受害者的形象,并在一起构建一种更具体的自由感

 

The eighth Ni Una Menos mobilization in the squar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uenos Aires on June 3, 2023. / Photo by Analía Cid (Buenos Aires based photographer and feminist activist).


这些在性别暴力经验上的转变使我们能够将新自由主义暴力重新框定为殖民暴力,更具体地说,是父权制暴力。组织示威、参加集会、争取堕胎权利以及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在这些年里开放了一系列(a constellation of)的概念和实践,使我们能够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借用“一系列/星系”(constellation)这个术语作为一种强大的连结方法,它帮助我们系统地而不是抽象地阅读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暴力。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理解,能够改变暴力在日常层面的经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示威、罢工和集会成为了力量、欲望和快乐的源泉,让我们能够直接面对暴力的威胁。

 

“日常”(everyday)并非“小”(small)的同义词,而是重新发起了一种批判,其加深了我们对当前的资本主义掠夺的时刻之理解。这需要在反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实践的视角下去推进,以生产涉及暴力的关系和情境的具体的分析。这意味着一种关注政治行动条件的趋势性和结构性的政治解读。最猛烈的攻击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系列对暴力的理解展开:对非裔女性主义人物Marielle Franco的谋杀是这方面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对示威、罢工和集会的政治过程的认知和组织的“积累”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成就。这是一种已经得到推动和传播的经验,在今天,它转化为社会再生产斗争中的政治化形式。

 

对我来说,一个有用的框架是Maria Mies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没有殖民父权制就没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她的问题是,为什么殖民和父权制的维度需要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中被隐形化的部分。在她的论证中,资本总是不断需要新的殖民地,这恰恰是一种区分适用差异性暴力的机制。遵循着这一思路,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认为,在资本主义中,暴力成为了一种主要的生产力,它被反复更新为“原始积累”的场景,在这种场景中暴力变得更为直接。


The eighth Ni Una Menos mobilization in the squar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uenos Aires on June 3, 2023. / Photo by Analía Cid (Buenos Aires based photographer and feminist activist).


我们可以将这个观点与Denise Ferreira da Silva提出的“全面暴力”(total violence)的概念联系起来,以解释剥削财富和榨取土地的绝对逻辑。她拒绝将“分离性”(separability)作为现代理性的概念前提,而这种观点对于理解暴力分离的过程至关重要,这一过程生产了作为世界秩序的分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反殖民实践发展了一种流行的教育学,对抗“分离性”的(认知和政治)效应:暴力作为日常经验的影响——从性暴力到债务暴力,从劳动剥削到驱逐,等等——与女性主义感性的扩展有很大关系,这种感性命名并谴责了这些暴力,并从底层产生了对这些暴力根源的理解。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女性主义实践让我们能够直面暴力,而非仅仅是遭受暴力。组织起来,为了更好的收入、住房、为了推翻压迫性的法律、反对生活的不稳定化或反对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而斗争,这些都是绘制不同形式的暴力的网络的具体形式,也是在暴力强化的地区确定具体相应的策略的具体形式。

 

组织起来反对暴力也就是建立自己的集体力量,有能力进行自卫,争夺资源,并策略性地重新激发斗争的欲望。

 

刚刚从新冠疫情中缓过劲来,我们可以注意到,特别是在再生产领域的暴力水平有所上升。如果说,一系列机构曾经一度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工资的父权制、母职的期待等),那么今天,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日常战争的场所。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将对战争的分析置于其集体理解的中心,这使对当代暴力进行系统性的描述成为可能——参见Silvia Federici、Rita Segato和Raquel Gutiérrez Aguilar的观点。事实上,女性主义辩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重新定位了“战争”一词,它将针对某些身体和某些领土的“永久性的战争”作为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正是女性主义思想与反压榨主义斗争以及反对紧缩的女性主义斗争联合起来,为思考当代暴力带回了解释战争的金钥匙。它们通过将针对女性、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变装者、非二元性别人群、原住民、移民和种族化群体的战争概念化为针对特定身体和领土的战争,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分析新型战争的框架。因此,这种分析也为解读其他战争提供了可能。这种分析有两个基本特征:1)它将战争的概念转移到另一种冲突性语法上;2)它重新提出了一种对不使人流散或受害的暴力理论的需求。

 

这种将暴力的概念化与街头、社区和社会组织中的行动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展现了理论领域的重要性。

 

我认为,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下,反榨取主义斗争与反紧缩斗争的联盟,使资本主义暴力想要隐藏的东西变得可见了:当今最暴力的占有形式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再生产形式(不再由足额的工资保障)以及(对自然资源)榨取主义的强化。当我们只谈论资本的金融霸权时,资本的这种双重取向是被隐藏的。这种特征似乎遵循着资本自我提出的叙述,即变得越来越抽象,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


The eighth Ni Una Menos mobilization in the square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Buenos Aires on June 3, 2023. / Photo by Analía Cid (Buenos Aires based photographer and feminist activist).


对资本的双重取向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新自由主义暴力的一种形式,它之所以变得专制,是因为它无法成功地安置被边缘化的人群,也因为它受到了挑战和抵抗。因此,这突显了更新我们的词汇并阐明战争的策略性方面的必要性,这种战争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不再由单一冲突领域中两个清晰可辨的冲突方定义的情况(即使这场女性主义辩论是2022年战争领域的先驱)。如果说大流行起到了一个实验室的作用,它重新配置了父权制和家庭为基础的关系,那么女性主义运动则以支持网络、集体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对去家庭化照护的赌注来反对它。这一大众女性主义的周期使得女性主义实践成为一种方式,它延伸了与领土相连的身体轮廓,并创造了一种谈论身体-领土的语言,以思考生态危机与其他类型的非财产主权的可能性——例如,“食物主权”,这是农民运动的历史性要求。

 

女性主义者将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质疑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组织、动员和颠覆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对于重新思考照护很重要,例如,说“警察不会照顾我,我的朋友们会照顾我”;通过宣称“如果ta们碰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会回应”,来理解身体感知的扩展;明确表示“我们不会用我们的身体和领土来为危机买单”等等。这些都是例子,在这些例子中,集体经验以一种简单而有力的方式,成为了知识和对斗争的渴望。


(全文终)


“TO CONTINUE,TO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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